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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人物故事:两根幽怨 一把悲怅

 很多人对于二胡的印象,来源于街头卖艺的『阿炳』们。二胡特有的悲凉嗓音对鼓膜的蹂躏,再配上『阿炳』们的视觉冲击,能让身在春天里的你如履寒冰。但是人往往都有那么点受虐癖。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整理旧物件时,偶然翻开高中时听过的老磁带,居然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旁边看到一盘《二泉映月》。听过之后觉得虐心,就再也抑制不住了。一路高铁直奔苏州吴门桥,去寻找那专门制造这揪心二胡的琴师。

  二胡的『罪魁祸首』刘天华已经不可寻,但是却可以找到给其制二胡的琴师王瑞泉之子王国兴『问罪』:整这专发天地悲音的二胡出来,你得有多么悲天悯人的心啊。

  蟒皮惊魂

  大师的工作室在巷子最深处。我一拐再拐,终于拐到大师藏身的小巷尽头。巷尾出现两栋布满爬山虎的苏俄式二层红砖房。虽然已是阳春三月,大地回暖,但爬山虎却还未回春,认为开枝散叶的时机还不成熟,只懒散伸出枯萎的蔓枝缠绕着老朽的红砖。红砖房的二楼,便是二胡大师王国兴的工作室。

  按照以往寻访名家的惯例,寻斫琴家,甫进巷口就能听到太古雅音;探铸剑师,还未进门就可感到肃杀剑气。这次探的二胡制作师,乃二胡界“南王北李”的“南王”王国兴,楼下应该也出点祥瑞之兆才对。但是很遗憾,眼前万籁俱静。

  于是我踮起脚伸长脖子往二楼的窗户里边瞟,没瞟到二胡一弦半弓,却引出了一楼面带警戒的小青年。在得知我要找“二胡大师王国兴”后回复我:“大师?我怎么没见过。”欲转身进楼,一秒之后又转过身:“你说要找做二胡的?楼上还真有一位,您从这边请!”说完嘴角挂笑进楼,我还没来得及分析那丝笑容的含义,摄影师已经沿着青年指的“这边”上楼了。

  “这边”是挂在右边那栋红砖房上的木楼梯。木楼梯上到二楼后,分出一架木质天桥连着左边的红楼。我屏气凝神还试图寻找那丝“大师之气”。摄影师却不再矜持,被眼前的景致感染后,脚上一级楼梯手按一下快门。当她的脚步声停止时,我没捕捉到与之匹配的快门声,却听到一声惊呼,然后是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蛇!天桥上躺着一条蛇,不是蛇,是蟒!”我听到摄影师的话后,条件反射一般蹦离楼梯三尺远。惊魂初定后问摄影师:“你确定看到蛇了?今天阴历还未到三月三,蛇应该还在冬眠才对!”
 

图-阮传菊 文-雷虎

 

  “我没看到蛇,我看到的是蟒!”摄影师边说边让我看相机显示屏。当看到一水桶粗电线杆长的阴影浮现在显示屏上时,我拉着摄影师来了个三级跳,逃到离楼梯三丈远的地方。

  “我现在明白那小青年为什么对我笑了,那蟒蛇也对我笑!”摄影师哭笑不得。

  “我现在明白什么叫大师气场了。这么大条蟒蛇看场子!”我怒从心底起。

  我们的动静太大了,惊得二楼探出了一个脑袋。问清我们来意后他指了一下那木楼梯又来了一句:“这边请!”看着我们迟迟未动,他才回过神来。脑袋缩了回去,几秒钟后天桥上多了一个人影。那人身着皮夹克、脚蹬亮皮鞋、梳着大背头,着装可亲可近却让人不敢近。因为他手上抓着那条在我们心中留下阴影的阴影—一条水桶粗电线杆长的蟒蛇。他抓住了蟒蛇七寸,但蟒蛇尾巴却垂到地面上。我和摄影师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异口不同声蹦出了两个词:“驯龙高手!”“天神下凡!”

  眼前这位天神和高手合体的大叔就是王国兴。而那吓得我们魂飞魄散的蟒其实不是蟒,而是蟒皮——蟒皮是制作二胡琴膜的材料。王国兴前几天新收了一条蟒皮,放在天桥上晾干准备制琴膜,却不巧被叶公好龙的我们撞见。

  “一直以为收天籁之音制琴的琴师是天底下最浪漫的工种,没想到却是一项与蟒谋皮的要命活!”摄影师看了一眼躺在天桥上乘凉的蟒皮,发完感叹后问了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的问题:“这蟒蜕下的皮在这,那蜕过皮的蟒躲哪去了?”

未上琴弦的二胡和琴桶

  子承父业

  王国兴的工作室所在地前身是一家纽扣厂。1995年,这家厂因为不景气而倒闭了,而王国兴正好从不景气的苏州民族乐器厂离职。于是他就和几个朋友一合计,在倒闭的纽扣厂里开了这家名为“国兴乐器”的工作室。

  “工作室起名国兴,有几重意思:首先,自己的名字,好记;其次,有让家传的二胡手艺薪火相传的意味;最后,还有振兴国乐的念想。只可惜这个念想到现在都看不到踪影。”王国兴边说边拿出了两个红本本。这两个本本分别是颁发自1985年的苏州民族乐器厂“工艺规格声乐品质单项奖”和“红木专业二胡一等奖”。

  王国兴一生所制二胡获奖无数,甚至达到“拿别人的奖,让别人无奖可拿”的地步。但他对这两个厂颁的奖项情有独钟,是因为那时的苏州民族乐器厂见证了中国民族乐器最辉煌年代,也是王国兴和父亲王瑞泉同台献技的时期。

  谈到自己在中国二胡界“南王”的名号,王国兴摇了摇头:无论是南王还是北李,都只是小圈子内地域性的尊称。而父亲王瑞泉则是中国二胡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被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共尊的“中国二胡王”。“就连刘天华演奏的二胡都指定由父亲亲手制作,那是什么概念!”谈到父亲,王国兴有说不出的崇敬。

  1979年,自从父亲把王国兴带进苏州民族乐器厂后,父亲就成为了王国兴追赶的对象:“就像是一位纽扣匠,做纽扣其实是枯燥无味的,但是一旦你锁定了厂里最好的纽扣匠为追赶目标,每天的工作就神清气爽了。”王国兴工作时,受到“劳动光荣”的思想熏陶,认为若把二胡比纽扣,起早摸黑两相宜。他从来没把做二胡的自己当成一回事:“父亲制的二胡,获得过国家乐器评定委员会授予的‘国家银质奖’,我都制二胡三十多年了,还没人给我颁这个奖,那就说明我的二胡还没做到位,那就继续努力!”王国兴说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却让人无语至极——那可是二胡界至今为止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最高奖项。做琴齐上阵,拿奖也要父子兵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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