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干孔子望“时”而兴叹，宋明理学大家朱熹曾说“天地之化，王者过，来者续，无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陈颐也说“此道体，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寡，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之也”。此外，贾谊、郭象、张载等均不乏精辟之见。总之，在古代先哲们看来，“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乃“自然而然耳”。宇宙的生生不息、跃动变迁赋予“时间”以“变化”等值的概念。没有变化就不会使时间朗现，变化使时间产生意义，也只有通过“时间”才足以显豁“变化”之具象和I氢。人们在变化中才更加体悟出“变化”的瞬时感及其意义。“变化”外在地显现于自身及其周围，如果仅仅拘泥干“变化”这一现象本身，便无多大意义。问题在于:古代圣师贤哲们并不停留于体表的现象观察，他们要从这“变化”的表征背后去追寻其终极动因，去把捉“变化”所包孕的时间意蕴，从而感叹人生变易，执著人生信念。由此出发，历史学家们笔下的时间衍发为对人本身时间观念的审视与反思。“时间”从而由自然的、客观的外在因素渐渐化入到人类社会的文明进化史中、并进而渗透到“人”这一“类”的感性个体之中，披上了内在时间的架4z。其结果是.自然时间化成了历史时间和人文时间，后者是前者的延展，前者是后者化生的契机，后者赋予前者以生命，使其愈益走向澄明与敞开。总之，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承传中，人们由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延及于社会人事，敏感地意识到“变化”的参数.那田园牧歌般的自然时间，那清朴古雅、混沌圆润的自然时间于是被切割、零化为历史的、人文的时间。人切割了时间，时间强化了人类生命意识，人诗化了时间，时间拉成了历史，人在历史中存身，人在时间中生成。.变化”带给人类的不仅是生命感的充盈与欢乐，人类感受最切的倒是生之绵延与死之恐惧。干是乎，人们用“内在时间”将自己裹缠起来，在乐舞中、诗文中、图画中、建筑中——·一句话，在人化的一切中去感悟.与体验时间这把双刃剑的魔力。
时间是线形流向的，它一刻不停地由过去，经由称做“现在”的点，不可逆地指向未来。正是这一矢量的单项性给中华民族的审美认知方式揉进了绵绵无绝期的幽怨、叹伤与向上精神。在我国古典诗文中，有关人生之易逝，青春之不再，垂首以伤白发，顿足而叹流英的篇章多如恒河之沙。
中华文化最初对时间的感知源于对农耕社会的具体农时、节令的认识，因而“循环”便伴随时间概念一块儿进人到人们的意识之中。农业社会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4夜交替，一天一个循环。春种夏忙秋收冬藏，一年亦是一个循环。仰望天空，日往月来，月往日来，形成周期性循环。俯视大地，花开花落，草枯草荣，也是周期性循环。返视人生，幼青壮老衰，一代代不断重复，——…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思考的中国哲人们从实用理性出发，把自然的循环表象抽象为宇宙的规律，并运用于历史。历史和时间本来是一条进化直线，但在中国文化的意识中被转化成一条循环之线，这就是中华文化对自然和历史的统一理解。从对《易经》的卦相所做的分析上看，儒道共奉的太极图中阴阳各半，其旋转，一边从小到大，另一边从大到小，此消彼涨，任何一方从大到小都化入另二方，两头阴阳鱼头尾互含，它的无穷恰似中国文化时间之线的无穷，昼夜运行，四季交替，不断循环。这也即是中国诗词里“海日生残夜，江春人旧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所表现的境界。我们发现，不仅如此，如若我们在太极图中阴阳互界的那条曲线上，任取一点都相对而言既是“始”义是“终”。这种化直线为循环的动态效应从形式上给人带来些许抚慰，就生命体验而言，也给漂泊无定的心狱设定一r一处相对于生生不息的时间之圈而言的安身立命之地。每一种时间，无疑都拥有一个自足的空间。想像中循环时间的坐标是虚拟的，而客观意义上的空间坐标则是具体实在的。这时，中国传统宇宙观的时空合一便适时地显示其有效性，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可为证明。建筑本是静态的空间艺术，而中国建筑JIIJ以其错落有致的群体在空间徐徐展开，你便只能在渐次展开的时间流动中去逐渐领略其时间与空间的融合;绘画也是静态的空间艺术，中国绘画迥异于西方的焦点透视而代之以散点透视(有人称之为“无点透视”)，将时间织入空间，呈现“步步移，面面观”的效果。而作为“点线艺术”之书法更是兼得时空合一的神韵，让那充满情感的时间之流滚动、转折、疾徐、奔突，而显出音乐般的时间效果，仿佛人们跃身于音乐之流，心灵随之流转、飞升、回旋、顿挫，这一“音乐之流”就是“真情之流”，也即是我们古琴音乐所追求的化机，诚如唐代琴人司马承祯《答宋之问》一诗中的情调:
时既慕兮节欲春，山林寂兮怀幽人。
登奇峰兮望白云，怅缅遮兮象欲纷。
白云悠悠去不远，寒风4地吹日晚。
不见其人谁与言，归坐弹琴思欲远。
这更是唐代诗人王维《竹里馆》一诗所欲追寻的境界:
独坐幽笠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空寂的“无”也是一种“有”，这一时空的交织在中国传统诗文里自然也不甘寂窦。曹操的《观沧海》即以空间统驭着时间，时间潜隐于空间之中，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陶渊明《读山海经》中“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时空意识交相参契，相得益彰。又如李白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限，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再如杜甫《春日江村五首》中的“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藩篱无限景，rSc.,_,.意买江天”。至于孙髯《寓居夕佳阁》中的“万古一卷书，乾坤七尺床”，抑或昆明大观楼长联中“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一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那思接千古、胸纳宇宙之博大气势，更是成为“时空合一观”艺术化表现的扛鼎之作。如此这般吟唱、应和使得“我们的空间感觉随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画家在画面所欲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建筑意味的空间‘宇’而须同时具有音乐意味的时间节奏‘宙’。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这是‘一阴一阳之为道’”(宗白华语)。
其实，对线性时间不可逆性与循环时间动态往复的认识早在中国秦汉哲学里已初见端倪。“时空合一”的观念深驻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在那里，化时间为空间，空间延展为时间，时空交又，动静合一——一看似空漠的“宇”与“宙”中揉进了感性个体的绵绵情怀，并由此而衍生出对人生、历史与宇宙人化的深沉啃叹。这种沉甸甸的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使中国艺术乃至中华民族的终极追索染上了浓得化不开的愁意和无限向卜的境界。
中国先哲们对时间意识的自觉并不仅仅反映在化直线为循环、化空间为时间(“空间的时间性”或“时间的空间性”)上，而且更为强烈地体现于有限的感性个体在直面生命何其短促而对“永恒”与“不朽”的渴墓与追寻上，在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执著精神上。同“暂时”、“有限”相对应，“无限”、“永恒”似乎更具有为人类理智与情感所注目的特性，引发起人类征服空寂、荒漠、绵道之未知世界的神往。中国人的思考与人生境界在最高程度上体现在“立德”、“立言”与“立功’的“三不朽”上。诗人屈原在《九章》中“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争光”对生命境界的高扬在诗文中可以说是首开先河。随后历代文学家们各有精要之论。如《西京杂记》中所记载的著名文人司马相如说的那样，“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汉末魏初的皇帝文艺理论家曹巫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末若文章之无穷”。唐代诗人杜甫亦不乏“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浩叹。
在生死交界的问题上，时间意识在艺术作品中被称为“永恒的主题”。以哲人眼光观之，庄子在《齐物论》中这样阐发道，既然(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事因非，因非因事”，那么“故为是举筵与楹，厉与西施，恢诡鹉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因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疡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言乎?’……因此，还是让我们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让我们忘掉岁月的流逝、仁义操守，在虚无的境界里振作、安身!因此故，庄子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才打上某种诗意的梦幻色彩。
人们在难以抵御的时间之箭面前，在生死的交界线上，或感无可奈何而伤感叹息，或从中汲取养分而超俗脱凡，振奋精神.
在儒家那里，“立德”、“立言”与“立功”的“三不朽”是中国文化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与艰难的托付。寄有限千无限，托个体于大化，化瞬间为永恒……其基调是一条无限上升的精神曲线。在对时间的无限追慕中，脉动着一种崇高的精神，正如屈子所吟唱的那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即是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是我们塑造自身的永恒动力。从客观上言，时间由自然而历史、而人文;从主观上言，时间由直线(一维)而循环、立体(时空合一的四维)，从而趋达“永恒”。尤其是当这种被拓展为多角度、多层面的“时间”被置放于人生的有机织体之中时，主体以“一管之笔而拟太虚之体“深化到文化背景之中，使人走向了“时间”，并最终走向‘永恒”与“不朽”之途。这种将理智的直观加以情感的涂染而成为审美直观的认知方式，便一直成为华夏民族审美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孔子以为“未知生，焉知死”，只有在当下即在的感性个体中去熔炼生死之谜，并化入到人际关系和人性情感之中，将死的意义建筑于生的价值之上，将死的个体自觉作为生的群体勉励。只有懂得生，才能理解死，只有在死的坦然中才能领略生的价值。因而孔子才抒发出一连串的“死”之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随之而来的大量人生感叹，纵然透射着“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语)的深重悲哀但同时也映照出“存，吾顺事，歼，吾宁也”(张载语)的慷慨自觉。一方面是沉重的慨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另一方面则是严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一方面是面对现实，背负着“被抛”入世的沉重的十字架，另一方面则是虔诚地面向未来去领悟，感发存在的无限与不朽。在这里，时间已经化为依恋人生、执著现实的感情网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