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所属七房桥家族世袭有乐户丁家班，丁家班专为族中喜庆宴会唱昆曲助兴，钱穆自幼耳濡目染，加上其兄钱声一的影响，从小就显示出对音乐的爱好和天赋。钱声一擅长多种乐器，每到春节，家族里鸿仪堂锣鼓喧天，都由钱声一指挥，而到了寒暑假，兄弟俩便在家中合奏，钱穆吹的是箫或笛。
钱穆13岁进常州府中学堂，音乐才能得到培养和发展。当时常州府中学在课余设游艺班，分为多组，由学生自己选择，钱穆选了昆曲，由国文老师童斐(伯章)教导。少年钱穆学昆曲比学正式课程更来劲。他习生角，常公开演出，唱《长生殿》剧中的郭子仪，心情神态颇能领会。只可惜升到四年级上学期时，不知何故倒嗓，出不了声，就改学吹箫，此后，箫一直陪伴他至70岁。
除了昆曲，钱穆还好平剧以及其他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等。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一书中写到，他本预想等抗战胜利，观赏当代名家平剧百出之后，著书以宣扬中国文学传统部分之内涵。无奈受时局的影响，留下“而余终未能遂此业，思及每为怃然”的遗憾。
1912年，18岁的钱穆就任三兼小学包括音乐在内的多学科教师。钱穆还曾亲自参与音乐教学改革和美育实践。任后宅初级小学校长期间，钱穆首先从体操课和音乐课开始进行课程改革。他认为，体操、唱歌本来就是一种生活，而不是给学生带来压力感的课程，因而提出废去两课，每日上下午留有固定的时间段让全体师生做体操、唱歌。
钱穆好音乐，音乐也使他与后来成为音乐家的同学之间保持着情缘。与钱穆同时期就读常州府中学堂的同学中，出过无数名人志士，如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刘半农，当时曾和钱穆一起被公推为“五代表”中的成员，与校方谈判要减去修身科，增希腊文科。刘半农的弟弟、我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家、二胡演奏家刘天华当时也在常州府中学读书，比他们低两级。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中谈到学校创办军乐队，军乐队有二十多人，每人一件乐器，由于大鼓需要绕颈拥在胸前，既笨重，声音又单调少变，没有人愿意学，最后刘天华担任下来，每次跟在队伍的最后演奏。钱穆尽管与刘天华很少来往，但通过收音机听他的二胡曲，历年不倦。
钱穆承接孔子的儒家音乐思想，认为诸艺术中，唯音乐最切近人生，音乐与人心最能直接相通，音乐还能表现时代，具有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的分别。他还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家的作品与声音的关系阐述音乐即人生的观点：“中国文言亦尚声，中国之文学尤以音为重，如诗是矣。散文亦寓有音乐妙理，故读其文玩其辞亦贵能赏其音，高声朗诵，乃始得之。”音乐有轻重缓急，人生有悲欢离合。白居易《琵琶行》中，歌女弹奏琵琶“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杜牧《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都是用音乐来比喻人生境遇。故钱穆提出，“音乐乃实际人生中一部，非超人生而独立”。音乐与人生息息相关，音乐是人生的一种艺术表达。
钱穆还对中西音乐进行比较，认为西方音乐重技巧，中国音乐重情味，而中西音乐的差别，究其深层的原因乃是哲学思维、哲学观念的不同，由此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国文化中之音乐，乃在中国之传统人生中表其情味”。中西音乐不同的表现形式及表现手法给欣赏者的感觉也有所不同。钱穆指出：“惟听西方音乐，如智者之乐水。听其一进行曲，正如有人在进步向前。听中国音乐，则如仁者之乐山。‘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天地生人，中西双方性格不同，情味亦异。”认为西方音乐重在模拟自然，人与自然是分开的，而中国音乐则重在表现情味，人与自然交汇融合，不分你我。#p#分页标题#e#
1941年，钱穆在《大公报》上发表《改革中等教育议》，阐明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他首先肯定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儒者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以今日学校课程言，体操唱歌即犹礼乐。衡以儒家理论，此两科当为学校教育之最高科目。日日必修，不可或缺。师生并习，无分上下。”并就礼乐的轻重在课程中的比重谈了自己的见解：“大抵初级中学应以乐为主而礼副之，高级中学则以礼为主而乐副之。”接着，他谈到音乐教学中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思想：“初级唱歌，宜多制发扬蹈历之辞，继以宏大和平之旨。以大合唱为主，以舞蹈进行为助。务求活泼动荡，开拓其情趣，畅悦其胸襟。而又辅之以晨夕之劳作，健身之游戏，以及郊外之远足。至高中则以严格之军事训练与大规模之山林眺览夹辅并进，而以竞技运动与庄严肃穆之歌曲辅之。其他如童子军青年营等训练，皆当切实重视，不得目为课业余暇之消遣与点缀。凡学校师生生活，皆当以礼乐为中心，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慧为目的。而知识技能之传习，则降而次之。”针对这样会造成学生学业下降的质疑，钱穆认为：“不知苟其人体魄完固，精神充健，意志定而情趣卓，则智慧自开敏，知识技能虽粗引其绪，他日置身社会，自能得路寻向上去。”
钱穆与音乐的情缘，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和美育实践从侧面说明，20世纪上半叶，有很多非艺术专业的知识精英关心、关注，并试验、践行音乐美育，他们的艺术及美育思想直接导致中国百年音乐教育思想的滥觞，并在实践层面为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建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