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乐谱是用于记录、保存和传播音乐的唯一工具。因此，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乐谱中去寻找业已失传的古代音乐，这历来是音乐家们所关心的一项工作。
??我国的古谱究竟始于何时，现在还难以回答，仅知《礼记·投壶》中有《鲁鼓》和《薛鼓》两种鼓段的谱式，为迄今我国现存最早的乐谱。因《礼记》编成于西汉，故其所收录在先秦时期流传的鼓谱，在当时已经是“古谱”了！搜集抄录或收编前朝前代的乐谱，这是我国的一个好传统。类似的实例，尚有唐人手抄南朝梁代丘明所传的《碣石调·幽兰》文字谱；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亦收录了北宋赵彦肃传的《风雅十二诗谱》；明代朱权所编三卷本《神奇秘谱》中的第一卷《太古神品》和第二卷《霞外神品》中大都是前朝前代的古谱；其他明清时期的种种琴谱集和《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大型曲谱集的编纂，亦大体如此。
??前朝前代的乐谱不一定能为当朝当代的人所能读通，于是出现了后世人所作的古谱解译。南宋的姜白石，曾解译过他从长沙一位乐工的旧书堆中发现的唐代名曲《霓裳曲》谱。原谱共18段，为了便于时人歌唱，他选取了其中的两段曲谱，译成当时流行的俗字谱，又配上了自己创作的歌词，取名《霓裳中序第一》。该曲收录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中。宋末元初的熊朋来在将赵彦肃传《风雅十二诗谱》收录在他的《瑟谱》中时，除了照录原本的律吕字谱外，又将12首原谱译成了当时通行的工尺谱。这是我国早期翻译古谱的两个实例。
??自从清代发现了元末陶宗仪1350年《白石道人歌曲》手抄本之后，我国词学界首先注意到书中17首用俗字谱记写的词调歌曲。由于此时姜白石时代的俗字谱又成了难以读通的古谱，故在方成培的《香研居词麈》（1777）、戴长庚的《律语》（1833）、张文虎的《舒艺室余笔》（ 1862）等论著中，又对之进行研究和诠释，但他们还是没有能把这些俗字谱歌曲译成当时的工尺谱。自本世纪30年代唐兰的《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考》（1931）和夏承焘《白石道人歌曲傍谱辨》（1932）始，到50年代杨荫浏和阴法鲁合著的《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1957）以及丘琼荪的《白石道人歌曲通考》（1959）等专门论著的出版，把宋代俗字谱的研究推向一个更为成熟的境地。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工尺谱亦开始被译成现代曲谱，已见出版的有曹安和和简其华译的《弦索十三套》（ 1955、1962）、杨荫浏和曹安和所译的《西厢记四种乐谱选曲》（1962 ），其后又有傅雪漪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选择》（1991）等等。
??我国古谱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于古琴谱的研究解译。自清代《张鞠田琴谱》（1844）首创在减字谱中附加工尺谱后，祝凤喈的《与古斋琴谱》（1855）、张鹤的《琴学入门》（1864）等亦相继在琴谱中附加工尺译谱。至本世纪初， 杨宗稷在其《琴学丛书》（1911 — 1919）中在将《碣石调·幽兰》文字谱解译成减字谱的同时，又将其译成工尺谱；而王光祈的《翻译琴谱之研究》（1931），则是第一篇创导用现代记谱法翻译古琴谱的专题论文。自30年代起，从查阜西为代表的一批琴人，对古琴谱的挖掘、研究和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查阜西曾发起组织“今虞琴社”并编《今虞琴刊》。至50年代，他又主编了《幽兰研究实录》三辑（1954—1957），并撰有《幽兰指法集解》（1956）和《存见古琴曲谱辑览》（1958）等论文和著作；又主持了《琴曲集成》（1963）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后人研究琴谱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少琴人如管平湖、吴景略、姚丙炎、徐立荪、张子谦等，亦自这一时期起陆续公开发表了自己“打谱”的琴曲。
??本世纪初，国外亦有人对于古谱作系统地研究。以终身研究古代乐谱符号为其专业的德国音乐家乔·沃尔夫（J.wolf），著成了三卷本《 1250—1460定量记谱法史》（1904）和两卷本《记谱法提要》（1913— 1919，1963年再版）二书[1]。它们成了西方古谱研究的奠基之作。 据王光祈在《翻译琴谱之研究》一文中介绍：“因有彼之研究，于是欧洲第16世纪以前之音乐，完全另换一副新面目”[2]。此外， 由于本世纪初在我国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公元933年前抄写的琵琶谱， 日本学者林谦三在平出久雄的协助下，率先将其和日本抄写于公元747 年前的《天平琵琶谱》相联系进行研究，于1938年发表了论文《琵琶古谱之研究》。其后，他把古谱视作自己终身研究的课题。他一生的古谱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69年由音乐之友出版社出版的《雅乐——古乐谱的解读》一书中。该书集中了他对《天平琵琶谱》、《敦煌琵琶谱》、《五弦琵琶谱》、《博雅笛谱》、《敦煌舞谱》、《催马乐谱》和《琴歌谱》等多种谱式的研究成果。50年代末，美藉华人赵如兰在哈佛大学以《宋代音乐资料研究》为题，集中了今存宋代的80多首乐谱进行研究，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后经修订后于196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62 年，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沃·考夫门（w.kaufmann）的《东洋音乐记谱法》一书，书中汇集了中国、朝鲜、印度、日本等国的多种古谱。#p#分页标题#e#
??此外，在英国尚有一位著名的古谱研究者毕铿（l·picken）。 40年代，他曾以生物学家的身份作为英国议会科学使团的一名成员来到中国，在他结识了中国的几位琴家之后，就与中国古代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为《新牛津音乐史》撰稿时，就解译了姜白石的俗字谱歌曲和减字谱琴歌《古怨》以及《事林广记》中的俗字谱乐曲。从此，他对中国古谱的研究就一发而不可收。1972年，他赴日本在各图书馆搜集和复制了大批由中国传到日本的古谱；回英国后，又在剑桥大学和莱·沃帕特（R·Wolpert）、伊·玛卡姆（E·Markham）、艾·曼瑞特（A · Marett）、乔·康迪特（J·Condit ）等组成了以研究唐乐谱为中心的课题组。 其后又有日本的三谷阳子和澳大利亚的诺·尼克森（N · Nicksonk）等参与这一课题的研究。他们研究的古谱有唐传日本的《博雅笛谱》（约966）、《仁智要录》筝谱（约1171）、 《三五要录》琵琶谱（约1171）、《凤笙谱》（约1201）、《新撰笙笛谱》（约1303）等。他们的研究论文陆续刊载在由毕铿主编的《亚洲音乐》第一至第六辑。自80年代起，毕铿又在唐乐谱研究课题组译谱的基础上，致力于编写20卷本《唐宫遗音》，现已出版5卷。 林谦三自1938年开始的敦煌琵琶谱研究，直至他的《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一书由潘怀素译成中文于1957年在我国出版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直到80年代初，在叶栋的《敦煌曲谱研究》（1982）发表又经国内外新闻传媒的宣传报道后，国内才掀起了一股敦煌乐谱热。正是在这股敦煌乐谱热的影响下，中断了多年的古琴“打谱”和俗字谱等种种古谱的研究又被重新推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古谱研究的行列。 13世纪之前，西方音乐的记谱法并没有像东方音乐的记谱法那样发达。无论在谱式的种类上，还是在古谱的数量上都大大少于东方；因此，自本世纪30年代起，对东方古代音乐的记谱法，尤其是对中国的古谱和由中国传到日本去的大批古谱，就成了东西方古谱研究者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毫无疑问，今后古谱研究的重点也仍然是这些古谱。
??从本世纪的古谱研究成果来看，一些早期的古谱（如古琴文字谱、减字谱、唐代琵琶谱、宋代俗字谱等），经过研究者们对其指法谱字的考证、集解，推定乐器的定弦和乐曲的定调，又据文献记载中对音高谱字所作的乐器孔位图解，故这些谱式所用音高谱字的翻译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但由于这些谱式中有的原本就没有明确的节拍节奏符号，也有可能存在这类符号而没有被认识，即使已经认识到的节拍节奏符号，译谱者在理解上亦有分岐；因此，目前解译这类古谱最突出的难点就在于它们的节拍节奏，而现阶段古谱研究争论的焦点也在于这些谱式的节拍节奏。 有人认为，明代之前的音乐只有一种可长可短的韵律性自由节奏；因此今天要再现当时音乐的节奏形态，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们知道，自由节奏不仅在古代音乐中有，而且今天的现代音乐中亦存在。但明代之前的音乐是否唯有一种自由节奏，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战国荀况所作被今人称作曲艺远祖的《成相篇》，汉代《淮南子·道应训》所载“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举重劝力之歌”以及《晋书·乐志》所录“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等等，似乎都是难以用自由节奏来概括的。《荀子·乐论》说：“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3]”如果当时的音乐节奏为自由节奏， 则何以能使之“行列得正”、“进退得齐”？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古谱中节拍节奏的解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所突破而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必过早地作出不可能再现古代音乐节奏形态之类的结论。
??由于古琴文字谱、减字谱没有明确的节拍节奏符号，故近期琴界的 “打谱”，只是凭个人的经验将原谱的旋律音调作节拍节奏上的处理，从而使“打谱”变成一种具有改编性质的创作活动。然而，不论从清末祝凤喈的“按谱鼓琴”、民初杨宗稷的《幽兰》译谱或50年代以查阜西《幽兰指法集解》和由他主编的《幽兰研究实录》中的一批理论文章来看，他们从事“打谱”的初衷，还是为了通过现存的琴谱来探求古代琴曲的原貌。只是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指法符号和古代琴曲的旋律方面，而还未顾及到对于原谱节拍节奏的探求。当然，琴家们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去从事改编创作式的“打谱”，非但可以不问原谱的节拍节奏，就连改动原谱的旋律也未尝不可。但以恢复古谱原貌为目的古琴“打谱 ”，则应该是古谱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诚然，恢复古琴原谱节奏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也许通过今后的研究，会取得可观的成果。 #p#分页标题#e#
??从事古谱解译的研究者都会有所体验，解译古谱是一件极其繁琐的工作。从乐曲和谱字符号的考证到乐器定弦和乐调的推定，从选择译谱的最佳方案到逐字逐句译出一首首乐谱，都耗去大量的时间。而每每推翻前一种解译方案，所有译谱就会因全部报废而重新抄写，造成许多重复劳动；这对于古谱研究者来说，在精力上无疑是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