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新兴起的民歌称“曲子”,其中包括汉族和其它民族的民歌,后来乐工也模仿创作曲子。仅仅敦煌发现的曲子歌词就有五百多首,涉及的调名有七八十种。曲子词的句式大多不局限于五、七言,而是“杂言”,即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些词,例如《竹技词》,虽然也是七言,但每句中间和末尾加上衬词,衬词部分由众人和唱,成为一人唱众人和的形式,就比一般的七言四句活泼多了。用五更、十二时排比演唱各种内容的特有民歌格式,已在曲子中出现,这种能包容各种内容,又便于记忆,便于流传的特别格式,后来流布很广,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曲子虽有创作的成份,但多数是为较为固定的曲子填写歌词的。为乐曲填写歌词恐怕历史比较久远,到汉乐府以后,这方法已经常被采用了,只是一直带有随机性,并不能成其为一个专门门类。隋唐以后,情形有了变化,政治经济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使音乐开始从王公贵族的豪门深院走向庶民社会,一般民众取得了较多的享有音乐的权利,而为曲子填词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的很好选择。
曲子产生自民间,便学便记,亲切熟悉;填词又能使它注入新鲜内容而大大增强了可塑性、灵活性。所以利用曲子填词不久就形成了社会风气,敦煌曲子词的作者面较广已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新的曲子还在继续产生,另一方面旧的曲子经过社会筛选,基本固定下来,这些较为固定的曲子,包括前代流传下来并经过筛选的乐曲,例如大曲的某些段落,便是曲牌(文学家称之为词牌或词调)。曲牌的诞生,宣布了一个新的音乐体系行将诞生。曲牌产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仅将曲牌作为音乐素材,更重要的是,它将形成一种新的音乐发展手法,新的音乐结构、组合体系,而这一体系,将从那时起一直贯穿至今,从而影响其后历史上市民音乐的整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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