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 港台流行风越刮越烈，严肃音乐开始在低谷中徘徊。目睹乐团演奏员跟着港台歌手走穴，有志向的青年演员苦闷得几乎要改行，年轻一代将流行偶像的大头贴粘满课本书皮……三位女音乐家：指挥家郑小瑛、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在北京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不占国家编制、非营利的民办乐团 “爱乐女”，以达到普及严肃音乐之目的。 “‘爱乐女’绝不是靠几个人的凝聚力把大家集合在一起，而是与中国女性特有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息息相关。每一位姐妹加盟时都被我们告之：演出是没有报酬的。可是，大家居然都心甘情愿地来了。” 郑小瑛感慨往昔。
20年前的“爱乐女”们本月初在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音乐厅再度聚首，联袂举办“爱乐女20年回响”音乐会。早报记者专程赶赴现场，目睹三位发起人与章红艳、黄桂芳、周小曼等当年“八九点钟的太阳”、而今光彩夺目的艺术家们一道亮相的感人场面。
杨飒(贝司)、章红艳(琵琶)、张丽达(作曲)为郑小瑛揭开“红盖头”庆祝生日。
当年不计报酬，为“爱乐女”创作室内乐作品的作曲家杨宝智、莫凡、鲍元恺。
陈冰正在指挥，郑小瑛慨叹：“五年不见，陈冰有自信了！”
“爱乐女”之一章红艳曾批评“女子十二乐坊”的假奏，被乐坊经纪人告上法庭。(以上图片截自郑小瑛博客)
回忆当年
无偿义演200多场
1990年，“爱乐女”室内乐团于三八妇女节首演，此后6年间，先后共有70多位女性艺术家加盟。她们多是来自首都各音乐团体的骨干和刚刚显露才华的青年演奏家。被女作曲家瞿希贤誉为“低谷中的鲜花”的她们，克服了经费、排练场地、家庭事务等重重困难，为20多万人演出了240多场音乐会，并首开讲解式的演出模式。
“那个年代流行走穴，抓起电话第一句要问清楚多少钱。但是爱乐女从不计较这个，而是直接问，到哪里集合。大家往往是刚从各自单位下了班，就立刻顶着酷暑或严寒赶来，随团队一起到很远的地方演出。有时甚至得拎着乐器在烈日下或寒风中等一个多小时的车。” 郑小瑛回忆道，“有一次到昌平县演出，二胡演奏家宋飞是我们接车的最后一站，那天下着大雪，又没手机。因为路滑，车子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猜想宋飞可能已经走掉了，没想到，远远看到她拎着两把二胡在雪地里不停地跳。到了昌平的学校后，我就跟那些小孩子讲，听说你们喜欢的很多歌星，接车的牌子级别不高就不坐，可是今天，你们的同龄人小宋飞却为了这场音乐会，在雪地里等了近两个小时。”
“爱乐女”曾走进60多所大中学校普及严肃音乐，有的学校演出条件差，尤其是冬天，没有暖气，大家穿着单薄的演出服冻得直抖，吃上一两口冰冷的盒饭，搓搓手就得上场，可无论年长者、年轻人，从未有人挑剔。如今已是满头华发的弦乐指导黄晓芝回忆早年自己赶火车奔赴演出现场，“手脚并用”一边脱雨靴，一边扯上演出服。老太太比画着当年自己狼狈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哪怕是那次去天津演出途中遭遇车祸，大家仍竭尽全力准时赶到现场，连口水都没喝，打开琴就上了台。下雨天，姐妹们为农民演出，一边演奏，一边抽空擦掉琴上的雨水……
“没有钱，也没有任何编制，其实谁都可以招呼都不打一声地走掉，但是没有人这样做。为了普及工作的需要，在200多场演出中，姐妹们还不得不200多遍地听我向听众们讲解如何欣赏音乐，从未有人抱怨。” 郑小瑛说。一位大学校长感慨，爱乐女的台风与品德，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比学校上多少堂德育课都有效得多。作为把典雅音乐引进校园的先行者，爱乐女确立的口碑，总能吸引到同学们提前半小时到剧场礼堂占座，演出时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大门外都挤满了年轻的听众。#p#分页标题#e#
一己之力
捅破艺术圈黑幕
揭露中国音乐学院招生黑幕的宋飞、抖搂女子十二乐坊假奏的章红艳、自爆央视要求自己假挥的郑小瑛，都是出自“爱乐女”。这让人不禁想起前段时间拾砖头砸违章车辆的老人，有人说，只有老人才会无所畏惧。其实，女人也有着和老人一样的“道德冲动”。
“组建乐团的时候，我们的本意并不是只招收女音乐家，但是打了一批电话之后，发现答应无偿演出的几乎全是女同胞。”团长司徒志文说。爱乐女成立之初，郑小瑛将尚在学校念书的宋飞和章红艳等人招至麾下。与她们精湛的演奏相比，这群当年“勇敢率直的孩子”近年捅破艺术圈不可言说的秘密，价值更甚。宋飞2004年揭露中国音乐学院招生黑幕，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里，直指考试存在严重不公，弃优取劣，引发轩然大波。章红艳则在女子十二乐坊如日中天之时，批评其假奏，被乐坊经纪人告上法庭，章红艳怒而写下一封关于假奏现象的致国家广电总局的公开信。章红艳、宋飞身为局内人揭圈中黑幕，一己之力和强权之间鏖战几多回合，两女子仍不改初衷，奋战到底。
如今，低调的章红艳仍秉承爱乐女之遗风，时常义演，在演出地点方面，也倾向于选择二、三级城市，哪怕那里没有一间正式的音乐厅。有人问她是否想过当地观众也许根本听不懂琵琶曲、古典乐，章红艳则认为是无稽之谈：“没听说过听场音乐会还要先上个音乐学院的！还是那句话，没有不好的观众，只有不好的表演者！”
联手作曲家
推广80多首中国作品
当年“爱乐女”室内乐团最大的意义还在于，不只是翻版西方乐曲，而是致力于中国乐曲的创作发展。作曲家莫凡、戴宏威、杨宝智、张丽达、严晓藕等被这群女人的举动感染，也不计报酬地加入其中，或改编中国民歌名曲，或专门为她们谱写民族器乐曲，使乐团得以每年推出一套中国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
在1993年执行文化部交流项目出访欧洲时，郑小瑛率爱乐女们带去两套中国节目，令那些对中国音乐一无所知或抱有偏见的外国人大为震惊。一位本来只想看看中国人会不会演奏西方音乐的荷兰音乐评论家，看过演出后向她们致歉：“我不知道你们演奏的中国音乐如此精致！”法国指挥家皮里松曾多次访华，直到观看了爱乐女的演出才惊喜地发现：“我在中国从没有听到过这么优美的中国音乐？它美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德国的演出公司原本要求爱乐女出访的第二场多演西方乐曲，没想到意外看到当地观众听到中国作品后激动得全体起立鼓掌，并一再要求加演，于是立刻请求，下一场还演这个。
为了保证演奏质量，探讨中西乐器结合融会的演奏技艺，担任指挥的郑小瑛常常需要延长排练时间，在经费十分短缺和共同业余时间很少的条件下，爱乐女们累积演奏推广过80 多首中国室内乐作品，其中近半数成为她们的保留节目，如室内乐队伴奏的刘天华的10首二胡名曲，根据唐诗创意的《琵琶行》 ，三弦与六重伴奏的《出水莲》 。7月3日在厦门上演的“爱乐女20年回响”音乐会中，这些当年“爱乐女”的精彩保留节目得以再现。从中国北京、新加坡、澳大利亚专程赶来的 “爱乐女”们，与厦门爱乐乐团携手共忆当年。音乐会中，细腻生动的解说与充满温情的回忆，令一首首中国作品倍加亲切鲜活。
但是这样的“爱乐女”最终在1996年被迫解散，其解散原因令人错愕，“当年没有出台志愿者文艺团体政策，也得不到有关领导的支持，尽管有50多家媒体帮我们呼吁，但仍无济于事。” 郑小瑛慨叹道。
回忆当年
无偿义演200多场
1990年，“爱乐女”室内乐团于三八妇女节首演，此后6年间，先后共有70多位女性艺术家加盟。她们多是来自首都各音乐团体的骨干和刚刚显露才华的青年演奏家。被女作曲家瞿希贤誉为“低谷中的鲜花”的她们，克服了经费、排练场地、家庭事务等重重困难，为20多万人演出了240多场音乐会，并首开讲解式的演出模式。#p#分页标题#e#
“那个年代流行走穴，抓起电话第一句要问清楚多少钱。但是爱乐女从不计较这个，而是直接问，到哪里集合。大家往往是刚从各自单位下了班，就立刻顶着酷暑或严寒赶来，随团队一起到很远的地方演出。有时甚至得拎着乐器在烈日下或寒风中等一个多小时的车。” 郑小瑛回忆道，“有一次到昌平县演出，二胡演奏家宋飞是我们接车的最后一站，那天下着大雪，又没手机。因为路滑，车子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猜想宋飞可能已经走掉了，没想到，远远看到她拎着两把二胡在雪地里不停地跳。到了昌平的学校后，我就跟那些小孩子讲，听说你们喜欢的很多歌星，接车的牌子级别不高就不坐，可是今天，你们的同龄人小宋飞却为了这场音乐会，在雪地里等了近两个小时。”
“爱乐女”曾走进60多所大中学校普及严肃音乐，有的学校演出条件差，尤其是冬天，没有暖气，大家穿着单薄的演出服冻得直抖，吃上一两口冰冷的盒饭，搓搓手就得上场，可无论年长者、年轻人，从未有人挑剔。如今已是满头华发的弦乐指导黄晓芝回忆早年自己赶火车奔赴演出现场，“手脚并用”一边脱雨靴，一边扯上演出服。老太太比画着当年自己狼狈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哪怕是那次去天津演出途中遭遇车祸，大家仍竭尽全力准时赶到现场，连口水都没喝，打开琴就上了台。下雨天，姐妹们为农民演出，一边演奏，一边抽空擦掉琴上的雨水……
“没有钱，也没有任何编制，其实谁都可以招呼都不打一声地走掉，但是没有人这样做。为了普及工作的需要，在200多场演出中，姐妹们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