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音乐 指佛教徒在宗教活动中使用的音乐。佛教音乐在天竺甚盛，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语：“天竺国俗……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音乐当随之传入。中国佛教初期的许多外籍僧人如康僧会，支谦、帛尸黎密多罗，支昙籥等人都曾在华传授梵呗。三国时，中国佛教徒开始注意到“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的矛盾并开始创作中国风格的佛曲。据传曹植曾在熟解梵音的基础上多有创作；“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梁慧皎《高僧传经师篇》)。齐梁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梵文拼音的启发下发明了汉语的“反切”，建立了—门对中国后世歌唱技术和作曲方法有着辅助作用的音韵学。梁武帝萧衍亲制《善哉》等十篇清商乐风格的佛曲及法乐童子伎，刨设“无遗大会”、“盂兰盆会”、“梁皇宝忏”等佛教典仪，为佛教音乐提供了形式范例和演出场合。梁武帝佛曲的清乐化，证明佛教音乐开始与中国传统音乐融合。
唐代佛教音乐大盛。俗讲风行朝野，庙会成为上层人民唯—的娱乐场所。出现了象文淑这样受大众欢迎的俗讲僧和段善本这样杰出的琵琶演奏家。在唐九部乐、唐十部乐中杂有大量佛曲，佛教音乐与其中龟兹乐、天竺乐的关系，尤为密切。《羯鼓录》、陈旸《乐书》、《唐会要》中，均载有大量佛曲名。据传唐玄宗李隆基还曾根据佛曲创作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天宝十三年(754)，玄宗命刻石太常寺，将宫廷音乐中诸佛曲易为汉名，成为佛教音乐在官方音乐机构中华化的标志。从敦煌所传俗讲底本变文、曲子辞、琵琶曲谱等文物及唐人诗文中，或可管窥唐代“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韩愈《华山女》)，“远近特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姚合《听僧云端讲经》)的兴盛面貌。开成四年(839)，日本僧人圆仁曾在山东听新罗僧人“—据唐风”唱颂的“戒香、定香、解脱香”等赞。—直到今天，中国佛教徒仍在习唱这些香赞。目前流行全国各地丛林中的《戒定真香》、《解脱香》等曲，在音乐结构上与唐代音乐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宋、元之后，佛教音乐愈加通俗化，深入到中国传统音乐的各个领域，在宋词、元曲的词、曲牌中，可以看到佛教音乐的影响，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绵延至清，可以视为近世多种说唱音乐的前身。元代，—度失传的“瑜伽施食焰口”随密教的复兴而重新流传。经后世的增益演变而逐渐成为丰富多彩，融汇赞、偈，咒等多种音乐形式，带有“情节性”的佛乐套曲。明清至现代，佛教音乐与各地方音乐进—步结合，并形成了北京智化寺京音乐、潮汕庙堂音乐等独特乐种，成为山西八大套、西安鼓乐的渊源之—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所传七弦琴音乐及琵琶音乐中，亦可看到佛教音乐的影响，如《普安咒》。佛教音乐中有辞的部分#p#分页标题#e#(声乐)可分为两大类：—类是唱给佛、菩萨、饿鬼等非现实对象听的，可称为“法事音乐”，包括佛教仪典(如佛诞，传戒仪等)、朝暮课诵、道场忏法(水陆法会、瑜伽施食焰口等)中所用的音乐；—类是唱给现实对象俗人听的，可称为民间佛曲，起源于化俗法师的通俗讲演即所谓唱导，从唐代俗讲至今世流传民间各地的劝善、佛歌、经韵等，均属此类。前者的音乐渊源古远，代代相传，不容更易，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且不分南北，为全体中国佛教徒所习唱。宗教的神秘性与传授方式的保守性，使这部分音乐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活化石，在世俗音乐新奇叠变的情况下，保存了古代乐曲。后者则与各地民间音乐融为—体，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体现通俗性、大众性，呈现“地分郑卫，声亦参差”，“神州—境，声类既各不同”(道宣《续高僧传杂科声律篇》)的状态。如陕北的劝善，其声调极似西北地方戏曲及民歌，多由信佛的妇女齐唱，曲调丰富。侧：陕西的劝善《十柱香》(见谱例—)。
法事音乐亦可分为两类，“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慧皎《高僧传经师篇》)前者旋律性不强，常以—个短句作链式的反复进行，如各类经咒的念诵及称颂佛号等。例：《普佛仪绕念》(见谱例二)。后者旋律起伏跌宕，舒缓典雅，如八大赞、四小赞、四大祝延、钟声偈、回向偈等。许多歌赞体音乐的曲式类似唐代大曲散序——中序(慢板)——破(快板)的结构，多以散板开始，首句由维那师举腔，无固定节奏。然后众僧齐唱慢板部分，结尾时的香云盖(菩萨三称)的伴奏节奏型变为2/4拍，末句常结束于—下滑音上。如《戒定真香》(见谱例三)。
众僧齐唱时，常出现—种特殊的多声现象。其中平行四、五度多调性的同时进行，介于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是由于嗓音条件的差异而自然产生，但在长期出现后引起某种程度的美感而形成的一种习惯。另—种，是个别嗓音条件好，乐感强的僧人在旋律进行时有意增加—些阿口所形成的“加花变奏”式的支声音乐。
#p#分页标题#e# 赞体歌词有六句、八句之分。六句赞由六句二十九字构成，如上引香赞《戒定真香》，多在法事开始时唱。八句赞由八句构成，如《三宝赞》、《药师佛赞》等，多在法事中问唱。佛教徒认为音乐在佛教活动中的作用，“则集众行香，取其静摄专仰也”(道宣《高僧传杂科声律篇》)并能“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慧皎《高僧传唱导篇》)
佛经中所载各类乐器多达几十种，敦煌、龙门、云岗、麦积山等石窟艺术中的大量造像、壁画、保存，佛教音乐众多乐器及演奏方式的图像。但现今法事中所用乐器则仅用打击乐器，以钟、磬、木鱼、鼓为丰，配以铃，铛、铪等，取其清澈静穆的效果。佛教音乐中的纯器乐形式，如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寺庙音乐的乐队组织则各具特色，大都以吹管、打击乐器为主，杂以少量弦乐器。
赞呗音乐多无乐谱，口口相传。但古时曾有曲线谱，《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两集旁注曲线谱的“声明”，为中国东传日本之物。此类乐谱至今仍在藏传佛教(喇嘛教寺)中使用，称为央移谱。北京智化寺及西安鼓乐中则保存有清代手抄工尺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音乐工作者在收集民间音乐的过程中搜集了—批现存的佛教音乐，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山西分会等单位曾记录曲谱结集，供音乐工作者参考。近年来，对佛教音乐的研究有了—定进展，北京智化寺音乐也正在恢复并进行了试验性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