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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先秦音乐四:巫与商代音乐

四、巫与商代音乐
巫原是原始社会拥有较多知识、能歌善舞,传说能交通神人的神秘人物。

商殷的巫,与史、卜、贞等同掌占卜的职务,能替鬼神说话,影响国家的政治与国王的行动。《尚书·洪范篇》就讲到商殷的国王有疑难的事情就应该和卿士(高级贵族)、庶民(低级贵族)商量并以巫、史等所进行的“卜筮(shì音事)”定吉凶,“卜筮”的吉凶有决定行动与否的作用。占卜、祭祀时,巫常要唱歌跳舞来配合,所以巫也是商殷精通音乐与舞蹈的人。

商代音乐属于巫文明。

商原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以玄鸟(燕子)为图腾的原始部族。夏末,已进入今河南地区居住,并在汤的领导下灭夏建立商朝。商代在盘庚迁殷前(约前16—前14世纪),尚处于刚进入早期奴隶制的阶段,从郑州二里岗等早商遗址出上的二音孔或三音孔埙看,这个时期的音乐文化并不特别发达。在祭祀等重大场合,往往由巫主持表演本部族的传统乐舞《桑林》和赞颂汤代夏立商武功的乐舞《濩》等等。我国古书《左传》记有一个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要看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先批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筒狄吞玄鸟卵生商始租契的具体过程,因而使讲究礼法的晋侯看了十分害怕,不得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乐正因为带有浓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那么粗野离奇,荒诞不经。

商代音乐真正进入文明的盛期,是在定都安阳以后(前13—前11世纪)。出土于安阳殷墟王室墓葬的成组饰有狰狞可怖的饕餮、夔龙等纹样的各类乐器均可为证。这个时期,不仅王畿及其邻近地区,甚至一些偏远的方国,如武丁时进贡“亚弱”编铙的弜国、出有多件青铜大铙的今湖南宁乡与安徽、浙江、江西等地,均已存在相当发达、既有商文化特征又有本地特色的音乐文明。

商代后期,乐器的品种已相当多样,制作工艺也很巧妙。打击乐器有多种形制的铙、铎、磬(qng音庆)和鼓等。铙与铎,最早原是原始社会末期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上制成。现存实物有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的素面陶铎(图7)商代的铙均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演奏,或植于座上演奏。商铙因其形休的大小不同而有大铙、小铙之分。其中,单个的大铙,有人称为“庸”(yòng音拥)。卜辞中“其■(置)庸,壴(鼓)于既卯”就说明这一点。由多枚铙组成一套的称为编铙。小型编铙比较常见,一般由三枚组成一套。近年在殷代大型王室墓葬妣(bǐ音比)辛墓中(图8)发现有五枚一套的编饶。我们曾对这套编饶进行测音,其音高大约相当于:G、A、C、F(?)、G,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大型编铙比较少见,现存实物仅见于湖南宁乡一带(图9)。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铜制等多种。它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个的大磬,如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图10),纹饰瑰丽,声音悠扬。经测音,其音高为#C;,与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出土石磬音高相同。一种是编磬,一般均为三枚一套。近年在殷墟西区出土有五枚一套的编磬。鼓,在原始时代已有,叫做“土鼓”,鼓框可能是由陶土制成,故有此名。另有一种大鼓,鼓腔用木制成,外施彩绘,鼓面蒙有鼍皮,又称鼍鼓。商代的鼓有多种,一般鼓身下面有鼓座,鼓身上面有羽毛作为装饰,甲骨文中的“■”字,就是它的正面形象。近年在湖北崇阳出土一件晚商至西周早期的铜制贲鼓,即是这样一种形制(图11)。此外,有一种大鼓叫“豐”(feng,音丰)和一种小鼓叫“■”(即鞀,táo,音淘)。卜辞记载“■旧豐用”、“癸亥其奏■”,就是当时使用的豐鼓与鞀鼓。据《尚书·益稷》载:“下管鞀鼓”的话来看,鞀鼓后来可能常与管(一种吹乐器)在一起演奏,吹乐器在原始时代已有。现存最早的吹乐器、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图12)和埙。商代的吹乐器有埙、籥、和、言、竽等。埙有大小两种形制,均有五个按音孔,一般大小三枚组为一套,如前面介绍的辉县琉璃阁殷墓出土的埙。籥,即前面介绍的一种编管的旋律乐器。和,甲骨文作“■”,可能是一种小笙。言,甲骨文作“■”,很像一种单管的吹乐器,可能是后世萧的前身。竽,(yū音于),甲骨文作“■”或“■”。卜辞载“其■(置)新■(竽),陟告于且(祖)乙”,表明当时为了要新制一支竽,要在祖先面前占卜吉凶。总之,上面所述并不是殷商时期的全部乐器,但已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文化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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