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懋筠（1900年—1957年），著名音乐家。江西新建人。出身官宦世家，幼时尤好音律。其后在江西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深造，专攻小提琴。1916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音乐学院（日本上野音乐学院），主修声乐，两年后兼修作曲。1926年返回中国，先后执教于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南昌女子中学、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杭州英士大学。1928年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艺术系声乐副教授，曾任音乐组主任；期间曾谱《国立中央大学校歌》、《中华民国国歌》(又名《三民主义歌》)。
人物简介
1928年以后曾在江西主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并办《音乐教育》月刊，曾任南昌中正大学音乐教授。1949年未随国民党赴台，留在上海从事音乐教育，曾任上海国立幼儿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声乐教授。1951年应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吕斯百之邀携家前往甘肃，途中病倒。后因曾为《中华民国国歌》作曲，而遭清算，至1957年7月31日在南昌逝世，终年57岁。
迟到的音乐文化盛宴
今年2007年，是程懋筠冥辰50周年，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遵循“尊重历史人为本，面向现实唯求真”的学术理念，策划、发起并联合西安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以及程懋筠故乡的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政府等单位，于6月16、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纪念程懋筠的大型专题学术会议。中国音乐史学专家、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音乐教育系师生以及程懋筠的亲属、学生、家乡代表等近三百人莅会。百岁老人、著名音乐理论家缪天瑞老先生也现身会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音乐系声乐教授吕丽莉女士、程懋筠先生的学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中和教授等也应邀与会，形成了海峡两岸同堂纪念的感人场景。会上现场播放了题为《历史不会忘记——还音乐家程懋筠一生的真面目》的DVD光盘，并举办了《程懋筠的音乐人生》一书的首发式，该书上卷为后人对程懋筠先生的缅怀与研究文章，下卷为程懋筠的音乐文论和音乐创作，是目前为止有关研究程懋筠的一本最完整的音乐资料集。
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作出了这样实事求是的主旨发言：“在政治上，程懋筠先生正像众多的老一辈音乐家一样，是随着历史的潮流，顺应社会的变革，紧跟时代的步伐，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自觉地从旧中国跨入新中国的一位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作为音乐家的程懋筠先生，就他所学的专业和日后的音乐实践活动来说，我们称其为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声乐家、指挥家是符合实际的。而从他是《音乐教育》月刊的代表人，并亲自编过若干期，后又主编《音教抗战曲集》、《音乐教育战时续刊》、《音乐与戏剧》等来看，先生还是位音乐编辑。可以说，程懋筠先生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做出多方面贡献的音乐家之一。”
在关于程懋筠的音乐思想、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和音乐社会活动的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刘再生教授以《纪念一位边缘音乐家》为题作了主旨发言。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是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第一个为程懋筠写文章的音乐学者，他向与会者介绍了当时撰写程懋筠研究文章的原由和背景。专程从美国赶来的音乐学者欧阳美伦在发言时几次激动地流下眼泪，由于出生在台湾，她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了解非常有限。她很想知道“在音乐道路上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她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程懋筠这样的音乐前辈。现任陕西省文联主席和音协主席的著名作曲家赵季平，曾经在西安音乐学院随程懋筠的夫人张咏真教授学习钢琴，且与程家子女关系良好，他认为，在程懋筠逝世50年后举办此纪念活动，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喜事。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向延生研究员、李岩副研究员及其研究生夏凡，著名作曲家钟立民，中央音乐学院院汪毓和教授、音乐学系研究生祁斌斌和宋歌等也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最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教授以“尊重历史的真实”为题做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音乐的历史是音乐家创造的，所有为音乐历史作出贡献的音乐家都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的真实。
程懋筠在上世纪30-40年代曾创作了各种类型、多种体裁的歌曲近百首，尤以抗日爱国救亡歌曲最为突出。为了弘扬程懋筠的音乐艺术与思想，中央音乐学院还举行了“程懋筠作品音乐会”，演唱了其中的20余首。有抗战爱国救亡题材的《全民抗战歌》、《救国是我们大家的事》、《九一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再牺牲！再前进！》、《打游击去》（以上为合唱曲）、《出征歌》、《全靠俺自己》（以上为男中音独唱）、《锄奸谣》（女高音独唱）、《抗敌军歌》（女中音独唱）、《劳动歌》、《欢送勇士们》（以上为男女声二重唱）等，也有抒情、唯美的《春宵别》（次女高音独唱）、《归来曲》（男高音独唱）、《怀旧》（女高音独唱，吕丽莉演唱，潘淳钢琴伴奏），更有歌颂新中国的《新中国颂》。这些歌曲将西方作曲技法和中国的民族风格融为一体，形象鲜明生动，旋律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激荡，易于传唱，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音乐家“心系民族安危，时刻不忘祖国”的爱国情怀。 青山永不老，历史难忘记。这次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中国最高音乐殿堂共同纪念程懋筠，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令人感慨万千。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史研究领域，这次学术大会仿佛是一场“迟到的盛宴”，程懋筠享受到了他本该享受到的人间哀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填补了一大学术空白。
清歌弦诵传家久
程懋筠其高祖三兄弟皆为清嘉庆年间进士，累官封疆大吏，被世人称之为“一门三督抚”。自嘉庆到光绪（1796—1908）的两百年间，新建程氏家族走出了四位进士、十一位举人、两名翰林和超过百人的秀才、生员以及大小官员。江西新建程家，可以说是累代仕宦，家学渊源。程懋筠1918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考入东洋音乐学校学习声乐、作曲，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誉之为“特生”。1926年夏回国，在南昌一中、二中、江西省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员。同年与江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舒文辉（1905—1993）女士结婚，生有一子一女。1928年5月任创设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下设艺术专修科、艺术教育科）艺术专修科主任兼声乐副教授。1930年起在杭州湘湖师范等校任教。1933年3月任“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音教会”）主任委员，奠定了他一生音乐事业的业绩。1939年与张咏真女士（1914—1992）结合，生有二子二女。1946年起在上海幼师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1951年春应西北师范学院吕斯百教授之聘赴兰州，途经西安时患脑溢血。1953年南归养病，居住南京农学院宿舍。1957年7月31日因脑溢血症复发病逝，享年57岁。
程懋筠长子程应锟（1929—1978）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喻宜萱教授，1951年7月随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赴欧洲各国巡回演出，后在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长女程应钿（1930—1995）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后在哈尔滨从事医务工作；次女泰尔（1941— ）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丈夫潘一飞（1940— ）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钢琴教授；程懋筠三女儿宁尔（1943— ）在西安音乐学院担任作曲教授；次子张坚（1945—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现任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艺术指导；小儿子张强（1947— ）毕业于清华大学。程懋筠后裔第二代6人中有4人从事专业音乐工作。其第三代8人中有7人跨入了音乐殿堂，如外孙潘淳（钢琴系副教授）、郝维亚（作曲系副教授），外孙女潘谰（音乐学系在读博士生）、郝卓娅（作曲系教师），孙子张阿翔（音乐教育系在读硕士生）。此外，程懋筠堂弟程希逸为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另一堂弟程思三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后任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其女程路也在哈师毕业。程懋筠的另一叔伯侄女程浩曾任沈阳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张咏真之弟张慕鲁曾为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人员。可以说，程家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音乐名门望族。
风雷激荡的音乐人生
在纪念程懋筠的学术研讨盛会上，著名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专家，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刘再生教授作了《纪念一位边缘音乐家》的主旨发言。他从边缘音乐家的概念和界定、程懋筠先生的历史贡献、纪念程懋筠先生的现实意义三个方面，阐述了纪念这样程懋筠一位“边缘”音乐家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翔实考辨和重点论述了程懋筠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在江西主持创办“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简称“音教会”）时非凡的音乐文化业绩，不仅对程懋筠及其主持的“音教会”在推动国民音乐教育和宣传爱国抗日救亡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而且从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给予程懋筠以中国现代社会音乐教育领域的重要开拓者的历史定位，立体化地还原了一个历史的程懋筠。根据刘再生教授精心撰写的《纪念一位“边缘”音乐家——程懋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一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学习心得：如果说萧友梅是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重要奠基人，那么程懋筠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开拓者。程懋筠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史上的主要贡献是：第一，在1933年3月创设了“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 程懋筠为主任委员。该会宗旨是“振奋民族精神，涵养爱国思想。” “音教会”在南昌建成了湖滨音乐堂，成为当时南昌市的音乐戏剧中心；陆续开办了训练班（钢琴班、提琴班、口琴班、胡琴班、唱歌班等），创建了管弦乐队，组建了合唱团（分专业和业余两组）、话剧团、平剧（京剧）团等组织，起到了培养艺术人才、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宣传抗日救亡的作用。创办了“抗敌歌咏话剧团”，经常演唱黄自《旗正飘飘》、《抗敌歌》、聂耳《义勇军进行曲》、麦新《大刀进行曲》、冼星海《救国军歌》、孟波《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程懋筠《精神总动员歌》、《再牺牲！再前进！》、《全靠俺自己》等抗日救亡作品，还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等剧目；经常举行音乐会，或慰劳伤兵战士，或为抗日前线募捐，或进行巡回演出。程懋筠及其主持的“音教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第二，在1933年4月创办了《音乐教育》月刊。该刊由音教会出版发行，迄1937年12月停刊，正式出版5卷、57期。在程懋筠主持下，著名音乐家肖友梅、王光祈、青主、赵元任、江定仙、刘雪庵、贺绿汀、陆华柏、吕骥、王云阶、陈歌辛、李焕之等以及一部分诗词作家及译者都曾是该刊的作者，就连科学家钱学森也为该刊撰写过“美国通讯”之类的文章。该刊还出版了许多专辑，如《小学音乐教育专号》、《中国音乐问题专号》、《乐曲创作专号》等。特别是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由于倭寇侵华紧急，该刊更加突出了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出版了《全国音乐界总动员特大号》、《救亡歌曲特辑》、《苏联音乐专号》等，终刊号为《音乐教育情况专号》。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史上，相对于当时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的《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编的《音乐杂志》、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乐艺社编的《乐艺》、音乐艺文社编的《音乐杂志》、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发行的《音乐月刊》、新音乐社编的《新音乐》等而言，程懋筠主办的《音乐教育》是音乐期刊中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册数最多、影响最大、内容丰富、质量很高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刊物。 另外，程懋筠还主编了《音教抗战曲集》、《音乐教育战时续刊》、《音乐与戏剧》（双月刊）等。 第三，生平创作了大量的校歌、抒情歌曲和救亡抗战歌曲三类艺术作品。程懋筠谱写的校歌有《中央大学校歌》、《中正大学校歌》、《正气中学校歌》、《英士大学校歌》、《国立幼师校歌》等；谱写的抒情歌曲有《怀旧》、《归来曲》、《春宵别》、《归航》等；谱写的抗战救亡歌曲有《救国义勇军军歌》、《救国歌》、《复兴歌》、《抗日军歌》、《全靠俺自己》、《打游击去》、《再牺牲！再前进！》、《锄奸谣》、《打铁歌》等。1941年在泰和出版了油印本《音乐教育战时续刊》创刊号，刊印了同年2月21日写的《序曲——代发刊词》：“同志们：四年以前，我们的血，和平地流。Muse（谬斯）奏着Lyra（里拉），在天上遨游，你我循着那琴声，为艺术而歌颂祈求。今天啊，战神擂着战鼓，冲锋的号，震撼山丘，你我的血，快要爆裂；你我的歌喉，也变成怒吼。干吧！让我们的心，整个地共鸣；让我们的歌声，激起每个魂灵；还有我们的笔，要同时描写，一致经营，为了祖国的光荣胜利；人类的永久和平！”
第四，为孙中山的“黄埔训词”谱曲，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1928年，易大安根据孙中山1924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开学时的训词内容编写成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程懋筠的谱曲在150余件应征作品中以第一名入选，1929年1月10日由国民党中常委第190次会议核定为“党歌”；1930年3月20日训令全国，规定为“代国歌”；1937年6月3日，国民党中常委决定，“即以现行党歌，作为国歌”；1943年被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为《中华民国国歌》。
尴尬的历史夹缝
留在大陆
尽管程懋筠在中华民国音乐文化史上，特别是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音乐文化宣传上业绩卓著。在1949年那个天地变色的岁月，以其对国民党执政的民国音乐文化的贡献和社会影响，他该有足够的资格和理由像其他文化人一样举家随蒋家王朝迁播台湾，事实上当时也确有朋友为他安排好了赴台湾事宜，然而他为了发展中国音乐事业，却毅然选择留在了自己深爱的祖国大陆。 虽然程懋筠留在了中国大陆，还曾在1949年带病冒雨和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1950年又满怀激情创作了词曲《新中国颂》发表在《上海音乐》创刊号上，并致力于新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后又加入“九三学社”。但由于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国音乐文化史上的独特大作为，特别因其是《中华民国国歌》的作曲者，所以在解放后讲究阶级斗争的新中国社会舞台上自然是吃不开而不得不销声匿迹了…… 由于程懋筠在1949年因为深爱中国大陆而未随蒋家王朝赴台湾，所以21世纪以来台湾音乐馆《资深音乐家丛书》出版了四辑36册装帧精美的音乐家传记，其中除收录台湾本土音乐家之外，还有一些自大陆（或国外）到台湾定居的音乐家，如戴粹伦、蔡继锟、萧而化、张昊、李抱忱、王沛纶、吴漪曼等，但是却把程懋筠排除在外了……
政治局限
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中华民国音乐文化界曾几何时名满天下的程懋筠在历史的大转折过程中却掉到了尴尬的历史夹缝中，被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音乐文化界都敬而远之了，以至于现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界，甚至是音乐史界，很少有人知道“程懋筠”这个人物。因政治背景而导致学术文化人物“边缘化”，这不仅仅是程懋筠个人文化命运的悲哀。不过，可以庆幸的是，这个历史性苦果现在已经被刘再生等有心的学者们用客观公正的音乐史学刀笔切除了，程懋筠先生也可以真正闭目安息了！
重新认知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者大都很难逃现实背景的政治局限，但是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却是可以根据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来客观公正地评价文化创造者的。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史上，我们不仅仅应该知道李叔同、赵元任、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吕骥、田汉、欧阳予倩以及瞎子阿炳等，还应该知道萧友梅、王光祈、刘天华、青主、杨荫浏、黄自、程懋筠…… 正如刘再生教授文中所言，程懋筠是应该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特别是民国音乐史乃至于在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席位的著名人物！但是，我查遍了中国大陆所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词典》、《中国近现代史名人大辞典》、《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辞典》、《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民国学案》、《中华民国史》、《20世纪学案》等资料，就连中国台湾所出的《革命文献》和《近代中国史资料汇编》（正编、续编和三编）也都翻查了，竟然没有查到“程懋筠”其人、其学、其事……看来，这位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史上曾经的风云人物“程懋筠”是真的被中国大陆和台湾学术文化界“边缘化”了。如此，关于程懋筠，我们就只能根据“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程懋筠的音乐人生》、冯云撰稿、黄旭东校订《程懋筠生平简历》与《程懋筠的音乐人生》、吴婧婷《追忆五哥程懋筠——声乐教育家程希逸教授亲述笔录》、缪天瑞《纪念程懋筠先生》，特别是根据刘再生教授最近撰写的《纪念一位“边缘”音乐家——程懋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等资料和论著来认知了。
忘年之交乐陶然
中国著名音乐史专家刘再生教授，文史兼融，学贯中西，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数十年高校执教，桃李满天下。现在虽年逾花甲，但鹤发童颜，精神矍铄，风度翩翩，意气豪迈。刘先生以专治中国音乐史名于世，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学术体系奠基者之一，中国音乐史研究会副会长。在下与刘先生乃乃忘年之交，承蒙其不吝惠赐，曾经拜读过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和《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册）等大著，本人仅有的一点像样的音乐文化素养大都是从他及其著名的音乐家朋友侯康为、陈一鸣和宋莉莉等先生处陶然获得。近年来，刘先生在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转向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史的阐幽发微，创见迭呈，新作不断，每有斩获，必垂青赐教。刘先生大作《纪念一位“边缘”音乐家 ——程懋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一文，即将在《人民音乐》杂志上公开发表，在下有幸先睹为快，受益良多。因“学术乃天下公器”，在下不敢私专秘享，特在本博客上予先介绍，以示推广。
作品
程懋筠是声乐家，又是作曲家，创作过各种类型、各种体裁的歌曲近百首。其中作品大多数刊载于《音乐抗战曲集》和《音乐教育》月刊，还有一些零星发表在当时的音乐刊物和杂志上。音乐作品：
政治歌曲
《新生活运动歌》 《国民精神总动员》 《少年团团歌》 《中华民国国歌》
抗战歌曲
《全靠俺自己》 《抗敌救国》 《好铁要打钉》 《再牺牲再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