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鑃（gou diao）是古代乐器以青铜器为主要材质，一套由若干件组成，句鑃其形似钲，有柄可执，口朝上，以槌击之而鸣，主要流行于古时吴越地区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
句鑃的形制
句鑃的形状分为三种，A型句鑃、B型句鑃和C型句鑃
句鑃的形态，有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甬钟，体腔为合瓦形，两侧尖锐；截面为瓜子形；口部中间凹下而成弯弧形；顶部（舞）封闭，上有无干的甬（柄）。它区别于这一时期甬钟的，主要是：体上无枚，多为素面，有纹饰的也很简单，甬（柄）无干、旋，只能手执，或口向上插架演奏。现结合出土情况，根据其形制和纹饰上的差异，把句鑃分为三个不同类型。
A型句鑃：深腔，腔体为扁圆形，截面似西瓜子状。长方或半圆柱实柄，侈铣弧于，柄近舞部及器体近舞部均有纹饰。
B型句鑃：体形及甬与A型基本相似，其特点是素面，没有纹饰。
C型句鑃。素面，深腔，体扁甚，长铣，短柄，壁薄。山东省章丘县小峨嵋山出土22件句鑃，济南市博物馆收藏有2件。
句鑃，A、B两型均发现于长江以南的吴越地区，时代主要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最早的不超过春秋早期。C型的资料较少，章丘所出的两组，虽与春秋早期或中期的甬钟伴出，但两者未必属于同一时代。从器壁甚薄这一点看，C组的时代似乎不会太早，有可能是战国时代的遗存。
历史上出土的句鑃文物
1.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套句鑃，铭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句鑃文物出土确定了墓主是南越国文帝的身份。1983年发掘的广州象岗汉初南越王文帝赵眛之墓⑾，曾出土一套8件被称为铜铙的乐器，其铭文排列也如句鑃，自口而下行，形制与本文所说的B型近似，我们觉得把它们称为句鑃似更确切。如此，则句鑃的时代可延续至西汉初，地域扩大至岭南，但已是这种乐器的尾声了。这几种类型的句鑃，凡属出土情况比较明确的，其数目都在两件或两件以上，其中7组都在7件以上，最多的有14件，仅两件的两组，不是全编。句鑃与当时流行的编钟一样，是成编应用的。但它的甬（柄）上无旋、干，不能悬挂演奏，与甬钟、钮钟都不相同。
2.山东章丘出土的句鑃文物分两式。Ⅰ式12件，柄为扁圆柱状，大小相次，最大的通高34.2、柄长6.3、舞径2.4—14.7、铣距18厘米，最小的通高21.5、柄长5、舞径1.5—10.8、铣距12厘米；Ⅱ式10件，体形与Ⅰ式同，惟柄为一面平一面圆的柱体，中部有一周凸棱，亦大小相次，最大的通高23、柄长3.9、舞径2.2—10.5、铣距12厘米，最小的通高23、柄长3、舞径3.3—7.8、铣距9厘米⑩。此组句鑃，原报道称为铙形器。按目前考古学者所说的铙，多指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的一种乐器，其特点是体腔短阔，铣距大于体高，甬中空与腔体相通，与章丘这一组出土物形制差异颇大，所以称为句鑃似较确切。与这一组器物伴出的有甬钟4件，铜圭形器30余件，璧形器25件，报告认为，甬钟可能是春秋早期之际的遗物。
济南市博物馆馆藏的两件句鑃，扁柱形短柄，器壁较薄，通体锈蚀，体腔内存有范土。一件通高32、柄6.2、舞径2.4—13.6、口长16.6、口宽3厘米，一铣残。另一件通高31.2、柄长6.3、舞径2.5—13.7、口长17、口宽3厘米。此两器是历下古玩店购得，与章丘出土的形制完全相同，也可能是济南一带出土的。
3.道光初年浙江武康县山中出土，此器曾归山东诸城收藏家王维朴所有，他在《东武商盉堂金石丛谈》一文中说：“向传无字者十余，惟二有字，一首缺唯字。初为海宁苏花农外翰所得，释六舟《宝素室编年录》详纪之。后经乌程温氏、本邑刘氏，而归予家，载《捃古录》、《金文存》各书。”可见其次句鑃是成编出土的。郭沫若先生考定为春秋越国之器。通高51.4厘米，腹下饰雷纹及三角雷纹。铭两行31字，皆反文，在器的两旁。“隹正初吉丁亥，其次择其金铸句鑃，以享以孝，用祈万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姑冯句鑃，1件，江苏常熟县出土。有铭39字：“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姑冯□同之子择□吉金，自乍商句鑃，以乐宾客，及我父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对铭文，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诸先生均有考证。杨先生说：“王静安谓即《越绝书》之冯同，郭沫若谓《史记•越世家》、《韩非子•说疑篇》及《越绝书•外传记地》之逢同，《吴越春秋•勾践人臣外传》之扶同并即此人。树达按：王、郭两君之说是矣。余谓姑鹏□同不仅见于前举诸书，《左传》及《国语》之舌庸，亦即此□同也。《左传》哀公二十六年云：‘夏五月，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又二十七年云：‘春，越子使舌庸来聘。’《国语•吴语》云：‘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熊夷。’”哀公二十七年为春秋最后一年，作器者既为姑冯舌庸之子，则姑冯句鑃自应为战国初期越国之器。
配儿句鑃，两件同铭，1977年浙江绍兴出土，春秋晚期吴国之器。据沙孟海先生考证，作器者是吴王阖闾的儿子太子波，其人是夫差之兄，未即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