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学
音乐演奏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从启蒙、打基础、基本乐理到技术、技巧训练，从文学、音乐史论、曲式、作品分析到音乐修养的积累，其中不定性因素甚多，某一个环节薄弱了都会在以后的演奏中显露出来。
1978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贺渌汀、丁善德两位老院长就提出建立“金字塔式的知识结构”，他们认为音乐人才的基础教育越博大、越深厚，以后达到光辉的顶点才会越高越亮！
提出民乐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一点西洋乐，学一点作曲、指挥；
管弦乐专业的学生应该了解一点民乐，使之感受一下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别和可以互补的共性。
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钢琴基础课，并且从每个系挑选品学兼优的“尖子生”作为试点培养。
我有幸成为这一倡导的受益者，在跟王乙先生学习二胡专业的同时，跟王叔培先生学习钢琴，跟胡登跳先生学习作曲，跟夏飞云先生学习指挥，跟桑桐先生学习和声，跟谭冰若先生学习西方音乐史，跟钱仁康先生学习音乐欣赏和作品分析，总之学了20多门课。四年的大学生活，在几乎没有星期天甚至寒暑假的“填鸭式”的接近残酷的压力中度过，但是一跨上工作岗位立刻苦尽甘来，所学的东西全部用上仍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当然，收获最大的还是拉琴!你说不上拉琴时哪一句是受贝多芬的影响，哪一句是模仿莫扎特的，确切地说学习那些课程与拉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长期的熏陶，潜移默化地使你在音乐这个洁瀚的海洋里搜寻到“大方、大气、大家”的气息。你会更清楚地知道音乐处理的奥妙，更准确地利用不同的音律演奏不同风格的乐曲，你会发现原来学到的那些“点”，现在连成了“线”，原来是平面的结构，现在变成了立体的。
在这里我要遥叩两位老院长的先见之明，因为在10年后的80年代，国外才出现了东西方音乐比较学。我也衷心希望老院长的治学方针能够发扬光大后继有人！
由于音乐演奏人才都是各具个性的独立体，所以在教学上是无法“批量生产”的，必须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学生来说，选择一个好老师就好比选择了自己的前途命运。
中国古代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强调了师道尊严，同时也说明了老师对学生的重要性。
我很幸运从一开始学琴就遇上了好老师。在“小红花艺术团”的启蒙老师是南师大毕业的乔桂福老师，从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南艺师从马友德、甘涛、瞿安华三位教授。
马老师治学严谨、不拘一格的教学风格；
甘老师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和自成一体的江南丝竹；
瞿老师自由洒脱的音乐处理无一不在我的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在上音师从王乙教授，先生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和总结规律，然后巧妙地运用到教学中来，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他认为：二胡的音乐处理是靠对比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违反二胡自身的特性，要顺其自然。
马友德教授以前是学大提琴的，他总结了弓弦乐器的共性，联系二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科学的教学体系，其成果大家有目共睹。
在北京、天津、沈阳、西安、四川以及全国各大院校和团体，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好老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硕果累累，桃李满园。
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浇花要浇优良品种！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到二胡教学中存在着大量严峻的问题，例如：教材满天飞；几乎到了人人都可以出教材的地步!难免“天下文章一大抄”，鱼龙混杂，弄得家长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负担再重也得掏腰包，唯恐错过好教材。再者是“老师到处有”，有的老师自己还未搞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演奏方法，就带了一大批学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本人在最近担任比赛和考级评委时就发现，连续几个或十几个选手在同一处犯了同样的错误，有的学生已经学了八年之久却仍在初级水平打转，原因很简单，就是方法不对!可怜这些学生越是用功越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见为人师者应是慎之又慎，否则轻者误人子弟，重则“谋财害命”。
试想，一个孩子能有几个八年?
你收人家的学费还耽误孩子的一生，这无异于“谋财害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在中小城市、乡镇和边远地区也不乏虽然水平不高却为普通教育作出贡献的好老师。当他们觉得学生的水平超出了他的教学能力时，通常会给学生找一个更好的老师，这才是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
从大环境来说，办教育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大量吸引外国学生去留学，传播了文化，赚取了外汇，网罗了人才，可谓是一本万利。但对本国学生大多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因为谁都明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和未来就在教育，但如果将教育事业办成了针对国民的商业行为，是喜是忧只有留给权威人士去评说了。
在全民办学的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相关法律、行政措施、资格认证就显得尤为重要！当这一切尚未完善时，给学生的一句话是：
带上一双慧眼吧，去投奔真正的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