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乐器与器乐
我们在关于音乐的起源一节中介绍过，原始社会的乐器，主要是由一部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演变发展而来。由于甲骨文发现前尚无别的文字记载，所以，本节叙述的原始社会乐器，是甲骨文时代以后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部分远古乐器。
当中国进入到奴隶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铜范技术的发展，使乐器制造工艺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乐器种类增多了，需要有一个对乐器的分类方法，“八音分类法”随之出现。
1 “八音分类法”
商、周时代，青铜乐器已普遍进入这一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除了青铜“礼器”外，青铜乐器对奴隶主阶级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可以从“礼制”上看出是贵族世家的标志，更为重要的，它还是奴隶主贵族庙堂中不可缺少的“宝器”。由于青铜乐器出土资料的增多，为我们提供了青铜乐器的组合及其用途研究的可能性，也为我们对这一时期乐律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可靠的资料。
西周是我国也是当时世界奴隶制中最强盛的国家。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加速了各种乐器的出现和发展，见诸记载的西周的乐器就约有70种之多，其中见于《诗经》的乐器也有29种。乐器的种类多了，便需要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八音分类法”正是为适应这种需要，按照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八种乐器的制作材料来进行分类。如果按照演奏手段来划分的话，这里已经包括的比较广泛了，不仅有打击乐器，同时还有弦乐器和管乐器。
图例５ 柷 图例６ 敔
“八音”成为后来对各类乐器的统称。这一分类方法究竟什么时候产生，目前尚无具体文献可考，但据文献记载来分析，对各种乐器的分类，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下半叶已相对规范了。
“八音分类法”在当时是较科学的分类方法，但在今天看是不科学的。由于周代乐器演奏手法的多样，依乐器的质料划分当比依演奏手法划分更准确些。这种分类尽管也有其局限性，但从西周以来的二千多年中，我国一直是沿用了这一分类方法。
2 鼓
我国最早的鼓是用陶土制成的。《礼记·明堂位》载：
“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
《吕氏春秋·古乐篇》又载：
“……质……乃以糜革各冒缶而鼓之。”
可见，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鼓是由缶之类的陶制食器蒙上兽皮制成。鼓的发展有后来的木鼓、带足的鼓和铜鼓等。《礼记·明堂位》中还有“夏后氏鼓足（注：“鼓足”系“足鼓”之误），殷楹鼓，周县鼓”。甲骨文中的“鼓”字写作“ ”或“ ”是有一定道理的。日本人滨田耕作等所辑《删订泉屋清赏》一书中所收录的中国商代双鸟饕餮纹铜鼓和湖南崇阳出土的铜鼓均系足鼓，也是迄今所见制造工艺水平最高的鼓。 图例７ 湖南崇阳铜鼓
3 磬
磬是石器时代的产物。《尚书》中有“戛击鸣球”、“击石拊石”的记载。这里所指的“球”和“石”均指“磬”而言（也有人认为“球”是对“埙”而言）。磬为石制乐器，它的产生，应该导源于某种石制的片状生产工具。
《尔雅》郭注云：“（磬）形似犁关，以玉石为之”。若根据出土的石磬其形状均为鼓、股不分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磬应是由新石器时代的石犁、石斧或石铲之类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现存最早的石磬有山西襄汾陶寺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石磬，考古分析均为夏代遗物，距今约有4000年左右。磬长60厘米，上部有一穿孔借以悬挂，音高为﹟C和﹟G。工艺水平虽然粗糙，但击之声音悦耳。
图例８ 山西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磬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墓出土的由三枚曲折形謦所组成的编磬，磬体分别刻有“永启”、“夭余”、“永余”等铭字，频 率是：948.6、046.5、1278；音分为：2230、2400 、 2747，所构成的是大二度和小三度的三个音列，可以演奏简单的旋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殷商时期用大理石制作的虎纹大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其音色柔美，发音略高于﹟C1，磬体上所刻的虎纹雄健威猛，制作水平极高。
图例９ 河南安阳武官村虎纹大石磬
4 骨哨 骨笛
骨哨和骨笛是从与狩猎有关的生产工具演变而来。1973 年在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骨哨和骨笛，经测定距今约七千年左右。据专家分析，这批骨哨和骨笛应是用鸟禽（猛禽）类的肢骨制成，长6-—10厘米，管体穿有1——3个圆孔。其中有一支内腔另插一根肢骨，很像现代儿童玩的竹哨。这些骨笛可以吹出简单的音调，与鸟禽的叫声相似，估计是用以诱捕飞禽的工具，后来被使用于乐舞之中。这种作法，我们还可以从今天一部分原始部落的狩猎活动中看到。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类似骨笛出土。
图例１０ 河姆渡文化遗址骨笛
图例１１ 河南舞阳骨笛
1986――1987年在今河南舞阳的贾湖出土了一批用猛禽翅骨制成的骨笛，共18支。经测定距今已有7920（ ＋—150）年左右的历史。这批骨笛有7音孔或8孔，其中最完整的一支（编号 M282.20）长23.6厘米，可以吹奏出六声音阶的乐音——即la xi do lａ mi #fa。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相比，舞阳骨笛在时间上早出现了一千年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同时也能够看出原始社会音乐发展的不平衡。舞阳骨笛和河姆渡骨笛这类吹奏乐器，都可以说是后来笛、箫类乐器的雏形或远祖，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笛。
5 陶埙
陶埙是我国一件古老的陶制闭管吹奏乐器。其形状有管形、球形、卵形、橄榄形、梨形、鱼形等多种形制。我国最早的埙为 “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橄榄形一 音孔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个埙中一个有按音孔，一个无按音孔。有按音孔的埙，可发出小三度的两个音，距今约6700--7000年左右的历史。山西万荣县荆村和山西太原郊区义井村出土的埙属于新石器时期的产物。荆村出土的埙，一件呈管形，无按音孔；一件呈椭圆形，有一个按音孔，一件呈球形，有两个按音孔。义井村出土的两个埙，距今也有4000----5000年左右的历史。#p#分页标题#e#
图例１２ 山西万泉县荆村埙左为无音孔埙，右为一音孔埙
谱例1 荆村、义井村埙音高表
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的2音孔埙和3音孔埙，经测定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夏代的遗物。这批陶埙，均呈鱼形，并涂有彩绘，其中有9件保存完好。埙体高8——10厘米，鱼嘴处为吹孔，两肩和腹部有三个按音孔，可发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和纯四度等几种音程关系，这些音程都是五声音阶所包括的音程关系，但还缺少纯五度、大六度，可以认为是五声音阶形成或四声音阶的形成阶段。江苏北部大汶口文化遗址也有陶埙发现。
谱例2 火烧沟埙音高表
商、周之后，埙的发展比较缓慢，到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出现了六音孔陶埙”（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载《音乐论丛》2 第36页），这是有关“六孔埙”的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见于我国战国时的文献《世本》（茆本）中：
“埙，暴辛公所作也。围五寸半，长三寸半，六孔也”
战国距远古在时间上已相差甚远，所以《世本》所说是否准确，值得商榷，也不可信。但所向我们揭示的是到战国
时，埙已经是六孔了，这和吕骥先生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的距离。但舞阳骨笛的出土也不得不使我们对过去的历史进行
重新考虑，但毕竟没有新的文物出土作为参考，只能存疑了。
图例１３ 火烧沟文化遗址鱼形埙
图例１４ 安阳殷墟猴家庄1001号墓骨埙
从商代出土的文物来看，埙已能吹奏出五声音阶了。我们从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墓出土的大小陶埙和河南安阳小屯殷墓出土武丁时的骨埙看出，这时的埙均有五个按音孔，经过测音，两处埙的基音相同，均为a。因此我们可以判定这时不仅有了绝对音高观念，埙的制作也趋向于规范化。
大概到了晚商时期，陶埙已经能够奏出七声音阶以及一些变化音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安阳殷墟侯家庄1001号墓出土的骨制埙上看到，说明埙在商代已达到相当水平。
陶埙从原始社会到商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过程。从原始社会火烧沟文化遗址的鱼形埙到晋、陕地区的球形管状埙，再到殷商时期河南地区的梨形埙，尽管各地埙的形状不同，但其音程却基本相同，说明了人们对音阶认识的相同性。埙从原始社会的一音孔发展到商代的五音孔，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说明它已经成为一种能演奏较为复杂旋律的乐器了，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早期中国音乐的发展过程，还可以说是音阶调式的建立及发展过程，即——远古时代的音阶经历了“三声”、“四声”、“五声”发展过程。到了商周之际，音阶已趋向于七声音阶，一些变化音的使用也成为史实了。
6 籥
籥是我国最古老的管乐器之一。传说中禹时的乐舞《大夏》就是用吹奏乐器——“籥”伴奏的。《礼记·明堂位》中就有“苇籥，伊耆氏之乐”的记载，说明它可能在更早时就已出现。甲骨文中的“ ”字，就是后来的“籥”字。郭沫若先生认为汉字中的“龠”就是“籥”字。若根据中国文字的“六书”之象形， 、龠、籥均可推论是一种编管乐器。当时的吹管乐器如（小笙）、言（大箫）等也很发达，恕不一一例举。
从编钟和编管乐器“籥”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夏、商时代，人们通过长期的音乐实践，已具有了一定的音阶概念。虽然“籥”的音列已无法推定，但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是可以看出它具有音阶意义，至于其音阶的具体情况尚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
7 篪
篪是我国古代的吹奏乐器。西周时就已流传。我们从《诗经?小雅.·何人斯》中“伯氏吹埙，仲氏吹篪”的记载中便可看出。
《太平御览》引《五经要义》说：“篪以竹为之，六孔，有底”；《尔雅·释乐》郭璞注：“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一孔上出”，陈晹《乐书》说：“篪之为器，竹为之， 有底之笛也”。可见篪是吹奏管乐器，演奏方法是双手执篪端平，掌心向里按孔。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支篪，证明了以上所述。篪为闭管乐器，为历代宫廷中所使用。
图例１６ 曾侯乙墓篪
8 铙
“铙”又称“钲”和“执钟”，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打击乐器之一。铙流行于晚商时期，周初沿用。铙的用途基本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军中。《说文》云：“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铙止鼓”，说明铙是军队中退军时用以指示停止击鼓的；二是作为一种乐器。在殷墟墓中曾出土了三个成组的铙。这三个铙大小相次，不能演奏完整的乐曲，而是与其它乐器相配合并以节奏为主 的打击乐器。殷墟的“妇好墓”出土了有五柄铙组成的“编铙”，据考证是当时宫廷里所使用的乐器。可见铙是用于祭祀和宴乐的。湖南南宁乡杏村寨出土的象纹大铙，以及在浙江长兴、余杭，江苏江宁等地出土的巨型大铙需要放在一个固定位置上敲击。湖南南宁乡的大铙重65.65公斤。
图例１７ 湖南南宁乡杏村湾象纹大铙
9 钟和曾侯乙墓之“编钟”
钟是我国较早出现的打击乐器。我国古代文献《世本》、《吕氏春秋》中均提到黄帝时就已能制钟，估计这种钟只能是“木钟”或“陶钟”。陕西长安县的“龙山文化遗址”和河南三门峡“庙底沟文化遗址”均有陶钟出土，均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一般讲钟，主要是指青铜钟。
青铜钟的发明制作应集中在夏、商、周三代。这一时期的钟可悬鸣，也可执鸣。把钟按照音列编列悬挂又叫“编钟”。除此而外，在青铜乐器中还有像“铎”、“铃”、“于”等均是敲击乐器。
由于钟悬挂方式不同，其称呼也不一样。如在编钟架上斜挂的，称之为“甬钟”；到西周中期开始出现直悬的钟，被称为“钮钟”，完整的一组钟称为“一肆”。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敦的“曾侯乙墓”出土由65枚钟组成的巨大编钟，分三层悬挂在矩型钟架上，显示了我国奴隶社会音乐的发达和乐器制造技术方面的成就。#p#分页标题#e#
曾侯乙，是楚国下属的曾国一个名叫“乙”的侯。生年不详，约死于楚惠王55年（公元前433年）。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乐器有编钟共65枚，分三层悬挂在钟架上。琴、筝各1件，瑟5件，笙2件和悬鼓1具，还有编磬和建鼓，此外还有篪、笙、排箫等乐器。这支庞大管弦乐队的排列方法是严格按照我们前面讲过的“诸侯轩县”的规定排列。出土的65枚钟完好无损，其声音洪亮悦耳。整套编钟全部挂在钟架上，整个编钟全长10.79 米，高2.672、3两组的13枚钮钟形制相同，隧与右鼓均刻有五声音阶名与八个变化音名，并有指明曾国其他五均调高的铭文，中下两层是编钟主体，也分3组。这3组钟其形制各异。一套称为“琥钟”（即中层第一组），由11枚长乳甬钟组成，第二套称为“嬴 钟”（即中层第二组），由12枚短乳甬钟组成。第三套称为“揭钟”，由23枚长乳甬钟（包括中层３组和下层三个组）组成。每件钟的钟体上都镌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钲间部分均刻有“曾侯乙乍时”（即曾侯乙作）。隧与右鼓标记着按姑洗均（Ｃ调）记写的阶名或音名，钟背侧记有曾国与晋、楚等国律名对应文字，共约2800多字。
图例19四虎鏄钟
图例20 湖北随县擂鼓敦曾侯乙墓编钟
早在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套，若分别敲击隧部与鼓部，能发出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两个音级。如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为三个八度，各种发音序列基本上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
曾侯乙编钟继承了西周以来编钟的传统音列并又有所发展，其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在约占三个八度的中部音区由于有三套音列结构大致相似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而且十二个半音基本俱全，可演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
与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较长的木质丁字型钟槌撞钟木。整套编钟制作精美，音质良好，发音相当准确，并可以旋宫转调。它的发现举世注目，弥补了我国在古代乐律记载方面的不足。
曾侯乙编钟的铭文，全部是乐律学的内容。它的全部乐学、乐律学术语，如果不按词组搭配的复杂情况计算，计有54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单位，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在秦以后失传。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及铭文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了我国先秦乐律学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对传统乐律学的再认识和进行重新估价。
10 琴、瑟、筝和伯牙的琴曲创作与演奏
琴和瑟都是我国古老的丝弦拨弹乐器。《诗经·周南·关雎》中的“琴瑟友之”句是迄今所见到有关琴、瑟最早的记载。《诗经.风·定之方中》中还有“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说明了周时琴、瑟不仅是一件非常流行的乐器，而且人们还懂得了制造琴、瑟需要选择理想木材——“梓”和“桐”了。
例２2 马王堆五弦琴
至少到西汉时（公元前时），十三“徽”的形制基本定型并一直流传至今。到唐、宋以后琴逐渐就被称为“古琴”了。
瑟与琴一样，也是弹弦乐器，所不同的是瑟的每一根弦上均有一个柱（今之码），而且只发一音，所以，瑟的弦数比较多。据说最大的瑟有50根弦，称为“颂瑟”； 小瑟有25根弦，称“雅瑟”。
图例２3 西汉马王堆十弦琴
图例２4 信阳长台关一号墓锦瑟
除记载外，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琴和瑟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琴和瑟。但这时的琴形制和弦数尚未固定。琴的七弦形制是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琴中才得以证实。马王堆出土了一架保存完好的瑟，与雅瑟的形制相同。瑟至南北朝时逐渐失传。
琴、瑟除了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还多在“士”以上阶层中流行，《吕氏春秋》与《列子》中均有这样一段记载：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太山；志在流水，曰：洋々乎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伯牙是战国时代的古琴演奏家、作曲家。除《吕氏春秋》、《列子》中提到他外，《荀子》、《韩非子》等文献中也都曾提到过他。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伯牙古琴演奏水平是很高超的。
《乐府解题·伯牙水仙操·序》中记载了伯牙创作琴曲的传说：
“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成连曰：‘吾之不能移人之情，吾师有方子春在东海中’。乃赉粮从之，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划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心悲，延颈四望，但闻海水汩波，山林杳冥，群鸟悲号。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
这就是说，要想创作出美妙乐曲，必须发现具有一定深度的美，如果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是不行的。这就必须把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了方向，才能面对美的现象，把美如实、深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艺术。中国古代把这个过程叫作“移人之情”或“移我情”。《伯牙水仙操序》还说明了在当时作曲方面，古人已经开始注意对如何借助物质形象发挥其主观反映和创造能力，并付诸于实践。与此同时也还说明琴在这时已经发展为一种独奏乐器。
古琴演奏的形式还决不仅限于独奏。在琴的演奏中，有琴歌、琴箫合奏等。据文献记载，秦以前，古琴除了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时雅乐外，主要在“士”以上阶层中流行。周朝时多用琴、瑟伴奏歌唱，叫作“弦歌”，也就是唐、宋以来的“琴歌”。
我们从以上记载可以看，琴是我国古代一件非常古老的乐器，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琴的演奏和琴曲的创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秦音乐文化所达到的高度。
筝也是我国的一件古老的弹拨乐器，产生于何时，目前尚不能作定论。据记载，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鲁、齐等地就已广泛流行。其中关于筝产生于秦国的说法和记载有很多，故称“秦筝”。《史记?李斯列传?谏逐客书》中的“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乎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说明了在秦国的弦乐器中，筝是一件很重要的乐器。这也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对筝的记载。后汉刘熙在其《释名》中也说筝：“施弦高急，筝筝然也。”说明筝的名称来源于节约乐器本身的音响效果。#p#分页标题#e#
我国后来的诗歌中对筝的描述和赞美也很多，如《汉古诗十九首》中的“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如神”；魏晋时期的阮禹在《筝赋》中所说的“平调定均，不疾不徐，迟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磔盘纡，壮士之节也”，说明筝具有刚柔相济的性格。至于古筝的乐曲，从古至今，举不胜举。我国古人曾形容古筝是“春风吹落天上声”、“括八音之精妙，超众器之表率”。
筝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5弦至12弦（汉、晋前后）、13 弦（唐、宋时期）、15或16弦。进入本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又增至21弦，目前，筝的弦数最高为26弦。琴弦的增加，大大丰富了筝的表现力。
中国古筝在流传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形成了不同风格特点的流派，用已故古筝教育家、演奏家曹正教授的话来说，可谓“茫茫九派”；不仅如此，筝还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了我国的近邻——朝鲜半岛、日本、蒙古、越南等国家，在这些国家，筝乐大行其道，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其爱好者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