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临头，衰弱不堪的瓦迪斯瓦夫已无力逃跑，他绝望了：“随你把我怎么处置吧!”
“你是谁?” 军官又问，他正是维尔姆·霍桑菲尔德。
“一个钢琴家。”
维尔姆指了指隔壁屋里的一架钢琴：“弹吧!”
瓦迪斯瓦夫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飘荡在瓦砾堆上的优美旋律令上尉动容
“我帮助你出城，送你到乡下一个小村子去，”维尔姆建议，“在那里就安全了。”
“可是……我出不去。”
维尔姆猜到了：“你是犹太人?”
钢琴家把自己的隐蔽处指给上尉。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维尔姆多次回来。给他带来面包和大衣。
一天，钢琴家问他苏联军队到了哪里。
“已经到了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加，华沙的一个区。你一定要挺住!最多只有几个星期了，战争不会拖过春天。”
维尔姆最后一次回来是在1944年12月12日，带着面包和被子。道别前他告诉钢琴家：“我的部队要离开华沙了，俄国人随时可能过来。”
1945年1月17日，维尔姆·霍桑菲尔德被苏联红军俘虏。
明斯克的囚徒
恢复和平以后，瓦迪斯瓦夫回到波兰广播电台工作，在第一次直播节目中，他又演奏了肖邦。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度过的每一段时光、交往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住过的每一个地方。这部回忆录于1946年出版，书名为《城市的毁灭》。40年代末，瓦迪斯瓦夫娶了医科大学的女学生哈利娜，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新的天伦之乐医治了心灵的创伤，他把对逝去亲人的痛苦思念埋藏进记忆的深处。
人们很久都没有维尔姆·霍桑菲尔德的消息。直到1946年6月，一个从苏联明斯克战犯营获释的犯人
给安娜玛丽带来一封信，那是维尔姆写的，他在那里干着挖渠和养猪的活儿。维尔姆把他帮助过的波兰人的名单写给了妻子，并嘱咐：“去找切齐奥拉，他还可能找到我帮助过的其他犹太人。”
安娜玛丽找到切齐奥拉神父，神父立即给明斯克战俘营的长官写了信，证明霍桑菲尔德在战争期间确实救助过一些波兰人和犹太人。但是上尉没有因此获释。1947年7月，霍桑菲尔德在战犯营中风，两年后拖着病体接受审判;1950年被判处死刑，后减判为25年苦役。
直到1950年，什皮尔曼才得知霍桑菲尔德的悲惨命运，是另一个被上尉救助过的犹太人莱昂·沃姆写信告诉他的，信中说：“霍桑菲尔德在明斯克的战犯营，他被控犯有侵害波兰平民罪。”
瓦迪斯瓦夫立即向共产党政权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请求帮助，不久获得答复：“如果他在波兰，我们可能给他自由。但是我们的苏联同志不愿释放他。”
判刑一年后，维尔姆·霍桑菲尔德再次中风，瘫痪在床;1952年死于狱中。
他宁愿谈巴赫
1957年，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的第一次国外音乐会在德国举办，他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维尔姆的遗孀安娜玛丽·霍桑菲尔德。安娜玛丽给对琴家讲了丈夫的战时日记，还找出丈夫的照片。两年后她也离开了人世。
这时的瓦迪斯瓦夫已是华沙广播电台的音乐部主任，创作了1300多首歌曲，其中有些在当时的波兰家喻户晓。他很少提起战争，两个儿子读过他的回忆录，但这不是他们父子间的话题。劫后余生的钢琴家宁愿跟孩子们谈论他敬仰的巴赫，还有战前德国的300部歌剧。他说：“不能憎恨整个民族。” 1963年，他离开电台组建了华沙乐队，举办音乐会2000多场，大多是在国外。
80年代末，维尔姆的儿子赫尔穆特·霍桑菲尔德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到波兰，拜访了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抚今追昔，两家人涕泪交流。
钢琴家的小儿子安杰伊·什皮尔曼在汉堡开诊所时和霍桑菲尔德家也有了来往。1993年的一天，德国著名诗人沃尔夫·比尔曼(他的父亲也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来到安杰伊的诊所，二人一见如故。安杰伊对诗人讲起父亲的回忆录和上尉的日记，比尔曼说：“这应该出版。”
以什皮尔曼的回忆录为基础，又补充进霍桑菲尔德战时日记的一些内容，由卡琳·沃尔夫翻译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钢琴家》于1998年问世。这部浸透着钢琴家生命体验的作品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迄今已被译成14种文字。
当波兰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他也有幼年从集中营逃生的经历，母亲死在集中营)看到这部自传体小说时，书中 “客观到近乎冷酷和精确地步”的描写深深震撼了他，使他终于有勇气直面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并通过电影创作把它表达出来。
2000年的一天，风烛残年的钢琴家突然出现在众多媒体的话筒和闪光灯前，道出他多年不肯触及的伤痛：“……每天清晨醒来，我都想起与家人永诀的那个火车站。我想念他们……如今他们在哪儿?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
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2000年7月6日辞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