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吉多·封·彪罗（有译彪洛夫，H.C.V.Bulow，1830—1894）是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和教授。他那多方面的才能和独特的个性在他同时代的音乐界中引起了强烈而不同的反响。有些人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天才，另一些人又觉得他刚愎自用，而且还是一个不怎么得人心的革新者。但他必然会在钢琴艺术史中占有显著的一席，因为没有人能否认他是他那时代的钢琴大家，而他作为指挥家的非凡记录，必然会使他在音乐演奏史上永远居于无比重要的地位。
在欧洲大陆，封·彪罗作为乐队指挥的卓越天赋已是众所公认，在德国出版的一些书刊也提供了有关封·彪罗在1880年到1885年间在迈宁根宫廷乐队取得惊人成功的参考资料，而且《音乐时代》刊登过追念他的长篇文章，实际上也记录下了当代最优秀的评论家的意见，称他为“他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指挥家”。而在我们这里，这些事实尚不为大家所公认。
时至今日，他在指挥艺术史上超绝群伦的地位在我们这里已经被淡忘了。人们也许会把他写的。世界指挥家，当作不过是为启迪后进和一些缺乏经验的音乐爱好者而写的一本书。实际上，这本书再清楚也不过地以从古至今的每个重要指挥家的长篇描述为指挥艺术提供了一部严肃的历史总结。佩希·姆·杨的著作里对于封·彪罗的重要性以及他和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与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共事和交往只写了那么两三句话：“每逢他指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时，他总在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之间停下来，从袋里取出一双黑手套戴上，再继续指挥第二乐章，因为那是一节葬礼进行曲。”
根据杨博士的说法，封·彪罗在指挥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显然是被缩小了。杨的评价并不足以代表英国音乐史学家的普遍见解，而且就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一直持有很不相同的意见。魏因伽特纳比封·彪罗要年轻三十三岁，是一个与后者气质非常不同的人，他很了解封·彪罗，曾多次听过封·彪罗指挥的演奏，他宣称封·彪罗的名字“是在指挥艺术的发展史上一座不能抹煞的里程碑，尽管有着许多本身就是知名指挥家的作曲家，我们唯独对他要表示感谢，是他把指挥艺术作为艺术而不是手艺的这一意识予以加强并广为传播的。”魏因伽特纳尽管说了这些话，却并不妨碍他对封·彪罗指挥方法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尖锐批评。1954年兴德密特在一次纪念富尔特文格勒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直到十九世纪，才有些“伟大的演奏家加入作曲家队伍之中，共享音乐的盛誉，”还说：“第一次赢得世界公认的指挥家就是汉斯·封·彪罗”，而伯纳德·保加特纳在追溯了现代指挥艺术的源流之后，坚定地把封·彪罗列在一长列伟大指挥家的首位。
封·彪罗1830年出生在德累斯顿，九岁就开始认真学习钢琴及其理论。1842年他在德累斯顿听到瓦格纳的。里恩济，首次公演就深受盛动，李斯特当时偶而去访问他的父母，彪罗和这位音乐家的接触更鼓舞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他十六岁那年就已经成为瓦格纳朋友圈子中的一员，而且他还发现了音乐将是他响往的事业。但是他的父母却完全不赞成他的这种想法，并且对他日益增长的对瓦格纳的敬慕之情更是惊恐非常。那时，瓦格纳已是颇为严重地牵涉到革命运动之中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终于使革命爆发，导致1849年瓦格纳的被放逐。那就是这位作曲家在苏黎世的流亡时期。
1848年，汉斯整顿行装去上大学学习法律，首先是在来比锡，然后又去柏林。在这两年期间，他曾顽强地想要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是音乐已经在他的心里生了根，终于在1850年秋逃往苏黎世把自己交给了瓦格纳。他所敬佩的瓦格纳那时正沉缅于歌剧的创作，他张开两臂来欢迎这一忠实的有音乐素养的门徒，这个门徒将会解除瓦格纳所讨厌的在苏黎世剧院中指挥歌剧的负担，瓦格纳之所以接受这一工作，只是为了赚钱。使瓦格纳高兴的是封·彪罗很快就显示出他天生的指挥家的才能，正如瓦格纳后来在他的自传中所描述的那样;年轻的汉斯以前并没有指挥经验，“他在指挥席前就位，以极大的勇气和优良的技巧使用着指挥棒。只要有他，我就觉得太平无事，所有关于他能否胜任音乐指挥的疑虑心情全都烟消云散了。”只是由于剧院的不同意，封·彪罗才终于辞职。但他立即在圣高乐剧院找到了同样的工作，他从1850年到1851年音乐季节的终了都在那里继续取得指挥的经验。
但是封·彪罗对于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钢琴家发生了更大的兴趣。他去魏玛，在李斯特门下学习两年之后，举行了第一次旅行演奏，其后又陆续举行过多次这种性质的旅行演出，这些旅行演出占用了他生活活动的大部分时间。在十三年中，他只是间或作过一些指挥工作，而从1855年到1864年，他却是柏林斯特思音乐学院的主要钢琴教授，他还指挥过裘里亚斯·斯特恩组织的交响乐演奏会，从而取得了指挥工作的可贵经验。
1864年，封·彪罗被瓦格纳召到慕尼黑去，后者由于巴伐利亚的青年国王路特维希的迫切要求已经接受领导那里的歌剧院。瓦格纳希望封·彪罗帮助他筹备他的一些新歌剧在慕尼黑上演。与此同时，瓦格纳与封·彪罗这对青年夫妇的密切交往，使他逐渐为他心爱门徒的妻子——李斯特的女儿科希玛所倾倒。封·彪罗不久即被任命为交响乐队的指挥，并在1865年和1868年相继指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纽伦堡名歌手》的首次演出。与此同时，瓦格纳和科希玛的相互迷恋终于走上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1869年她离开了封·彪罗，接着在1870年8月与瓦格纳结了婚。
遭到这种家庭悲剧的无情打击，封·彪罗在佛罗伦萨休假两年才得到康复。其间，他拒绝了前景诱人的俄罗斯和威尼斯指挥席位的邀请。此后，他投身子无休止的连续旅行演奏之中，无法长期在任何地方定居。在这些巡游中，偶尔也从事一些有限的音乐会指挥业务，包括四次在伦敦为瓦尔特·巴赫和瓦格纳乐团指挥。在格拉斯哥合唱乐团主办的年度交响乐演奏会担任短期指挥之后，他就去汉诺威官庭剧院担任乐队指挥。
1880年，迈宁根大公国的公爵劝说封·彪罗领导公爵的宫庭乐队，就在这以后的五年中，他成了国际闻名的指挥家。乔治二世公爵是他这一世系的最后一人，1866年承袭爵位，他是个野心极大的至善论者，他的目标比他的前辈们要高大得多。·他的宫庭乐队每个季节只演出有限的几次，而且主要是在宫庭剧院中演出，乐队中已经有一个第一流的演奏家核心，这位公爵认识到以他有限的资财想使他的歌剧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就决定解除了乐队在剧院中的任务，使之集中全力于音乐会演奏。封·彪罗的使命是要把这个从未超过五十人的乐队提高到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封·彪罗在迈宁根工作期间曾与勃拉姆斯密切合作，可是很遗憾，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就在那次争吵以后，1885年他辞职了。在他离去之前，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所指挥的那些演奏为他本人和那个小小公国的乐队在音乐界中赢得了难以相信的盛名。
公爵自然是希望把他这最为骄傲的财产送到国外去宣扬一番，早在1882年初这个乐队就在封·彪罗的领导下开始第一次以及其后许多次的长期旅行。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德各地和德国国外。在多次巡游中，他们曾到达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阿姆斯特丹和其它外国城市。在柏林举行的九次音乐会震惊了柏林全市。所到之处举行的演奏会都引起了人们的惊叹和评论家的高度赞扬。负有盛名的柏林评论家朗汉斯宣称“这样完美的乐队演奏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汉斯立克在维也纳虽然明显地妒忌爱乐乐团的名气，但也承认“在演奏的准确性方面没有能够比得上这个乐团的”;评论家一致承认封·彪罗解释音乐特别能够显示出乐曲的特质。
一般都认为封·彪罗在迈宁根那几年之后，他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欧洲指挥家中的领袖人物，是由于他那截然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才能造成的。首先他能使他的乐队演奏出前所未有的准确性、敏感性和灵活性;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又能对十九世纪极为复杂的乐曲的全部内容取得极为完全的理解和控制，从而加以充分地发挥;不少人断言，这是贝多芬的交响曲第一次得到全面的理解。
瓦格纳最先认识到新型的音乐要求指挥者具有更为精密细致的理解，比起前一期的交响乐来，新型音乐需要在力度和节奏方面达到更大的对比，在演出时要求更多注意乐曲的构造和理解。瓦格纳在他自己的指挥艺术中就曾经指出过学习指挥艺术新技巧的方法。封·彪罗首先是跟瓦格纳学习的指挥艺术，他采用瓦格纳的想法，并且加以发展，成为新一代指挥家韵创始者。
1855年，瓦格纳领导爱乐乐团（指伦敦爱乐乐团）时，伦敦人土曾经尝试过他的革新的指挥艺术，但他们听到的音乐不合他们的口味，虽然评论家并不都表示反对意见，《星期三时代》总结各方面的论调时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毫不遗憾地说，他是我们把爱乐乐团的指挥棒交传过的最糟的指挥”。当时我们并不具备接受新指挥艺术的条件。此后一直到1883年，爱乐乐团都回到了正规的保守主义的一套方法，采用斯特恩代尔·班乃特（W．Sterndale Bennett，1816—75）和他的继任者W．C·克奥斯的稳妥而没有争议的方法。汉斯立克以含有讥讽的语调描述克奥斯，说他是一个长着灰色胡须的循规蹈矩的绅土，在指挥上“完全象一个非常虔诚的英国传教土”。还是到了瑞希特在1879年至1904年在伦敦他的瑞希特音乐演奏会时期以及从1899年至1911年他担任哈勒乐团指挥的时期，才在这里成功地培养起对现代指挥技术的欣赏能力。瑞希特是跟瓦格纳学的指挥技术，也曾在慕尼黑歌剧院跟封·彪罗学习过，由于瓦格纳的推荐，瑞希特先被任为合唱团长。1868年封·彪罗离去之前当上了副指挥。
在迈宁根之后，欧洲所有的重要指挥席位都可以听任封·彪罗挑选。自1886年起，他是汉堡和不来梅音乐会的首席指挥，同时也指挥这两个城市的部分歌剧，1887年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职务也加到了他身上，直到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才在1893年放弃了这三方面的全部工作。1888年，沙利文（A．S．Sullivan，1842—1900）辞去了伦敦爱乐乐团的职务后，这个乐团邀请封·彪罗担任音乐演奏会的指挥，被他拒绝了。这是这个国家第一次向他提出的重要的邀请，不过是太晚了。封·彪罗是一个包罗各种矛盾气质的人。他外形瘦小脆弱，而智力却十分敏锐;身体并不健壮，工作起来却不知疲倦;他待人忠诚，慷慨大方，但是他的偏狭使他对自己看不起的人说起话来却是刻薄而恶毒，这样就给他自己树敌招怨。他在指挥台上的风度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他还经常很不策略地任意向听众讲话，这些缺点都有损于他对音乐理解深邃、透澈和忠实的美名。他是高尚的原则和令人感到遗憾的脆弱的人性的混合体。但是，对他的一生所作的工作加以严格考查之后，他确实应该毫无疑问地在伟大的指挥家中名列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