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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与“十三”

  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师徒共十三人,位居第十三的是加略人犹大。后来犹大为了三十枚银币出卖了耶稣,成为人所不齿的叛徒,因此“十三”也就成了一个不吉利的数字而为西方人所禁忌。现在西方人的门牌号码、房间号码和楼房的层次,常常避开“十三”;运动员的编号常常空缺着第十三号。西方音乐界也未能免俗,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有些作曲家(如法国的马斯内)的作品编号常常空缺着第十三号,或以12a代替13。

  西方人禁忌十三的习俗对我国影响不大。  中国人非但不禁忌十三,还常常偏爱十三;如儒家有“十三经”,《周礼》有十三种注本,《孙子兵法)有十三篇,中医有“十三科”,小楷法帖有“十三行”,杭州有“十三楼”,北京昌平有“十三陵”,山东曲阜孔庙大成门前有十三御碑亭,北京同仁堂的名药“十三太保”由十三味中药合成,清末小说家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塑造了侠女“十三妹”的形象,鸳鸯蝴蝶派取名“十三”的小说就更多了,如汪景星有《五龙十三侠》,张崇典有《大明十三侠》,许啸天有《清官十三朝演义》,燕老人有《满清十三朝秘吏》。

  中国音乐和“十三”的关系特别密切。古今乐器、宫调、乐谱、音韵、教坊音乐的艺术分工和著名演员的序列都和“十三”结下了不解之缘:

  编钟是我国最古老的击乐器之一。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的春秋末期的编钟,包括十三枚铜钟,挂在一个古称“虚”(ju)的木架上。

  琴是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时就已存在的拨弦乐器,外侧有标识弦上音位的十三个徽。诸葛亮著有《琴弦》一卷,论述七弦之音和十三徽所象之意。

中国音乐与“十三”

  筝是战国(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时就已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拨弦乐器。唐、宋教坊所用的筝有十三弦,只有清乐才用十二弦的筝。唐诗人刘禹锡有《夜闻商人船中筝》诗:“大舶高帆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白居易有《听潇湘送神曲有感》诗:“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宋词人张先有《菩萨蛮·咏筝》词:“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张孝祥有《菩萨蛮·赠筝妓》词:“琢成红王纤纤指,十三弦上调《新水》。”

  战国末年燕太子丹派荆轲谋刺秦始皇,到易水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筑是非常古老的击弦乐器,通常有十三根弦。

  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古人不仅把13岁看作是女子最美好的“豆蔻年华”,也看作是女子学习乐器的最佳年龄;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有“十三学得琵琶成”之句。

  教坊是唐、宋、元、明、清历代传习和管理宫廷俗乐的机构。教坊音乐的艺术分工,据南宋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记载,教坊按技艺分十三部(色),包括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和参军色。部有部长,色有色长。    ’

  唐代燕乐大曲《霓裳羽衣曲》分十三叠,前六叠是没有节拍的散序,从第七叠起才有节拍,并开始舞蹈;所以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说:“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开始舞蹈的第七叠刚好位于十三叠的中央。

  宋、元时南曲有十三种宫调,即仙吕宫、羽调、黄钟宫、商调、正宫、大石调、中吕宫、般涉调、道宫、南吕宫、越调、小石调和双调,统称“十三调”。曲艺和戏曲的唱词是十甲韵的韵文,所十甲的韵脚叫“辙”。我国北方曲艺和戏曲唱词的韵脚分十三类: 1.中东,2.人臣,3.江洋,4.发花,5.梭波,6,遥条,7.由求,8.怀来,9.七斜,10.言前,11.衣欺,12.姑苏, 13.灰堆,统称“十三辙”。

  我国戏曲界常把十三位当世著名艺人并列起来,称为“十三绝”。清干隆年间(1736--1795)有“京腔十三绝”,包括霍元、王三秃子、开泰、才官、沙四、赵五、虎张、恒大头、卢老、李老公、陈丑子、王顺和连喜,因贺世魁画了十三人的合像而出名。清同治、光绪牛间(1862一1908)有京剧和昆剧演员的“同光十三绝”,包括老生和武生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杨月楼、谭鑫培,小生徐小香,旦角梅巧玲、时小福、朱连芳、余紫云,老旦郝兰田,丑角杨鸣玉和刘赶三。清末沈容圃绘有“同光十三绝”的合像,现藏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清琵琶演奏家李芳园(祖菜)根据先世传谱,辑成《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收流行于江苏、浙江一带的平湖派琵琶曲十三套,包括《阳春古曲》、《满将军令》、《郁轮袍》(即《霸王卸甲》)、《淮阴平楚》(即《十面埋伏》)、《海青拿鹤》、《汉将军令》、《平沙落雁》、《浔阳琵琶》(即《夕阳箫鼓》,又名《浔阳夜月》或《浔阳曲》)、《霓裳曲》(即《月儿高》)、《陈隋古音》、《普庵咒》、《塞上曲》和《青莲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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