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数场不那么“传统”的民乐音乐会在上海上演。首先是上海民族乐团的“弦在烧”中二胡、琵琶搭配西方弦乐演绎热情的现代“新民乐”，紧接着，二胡演奏家赵磊又举行了“无限动——赵磊二胡与乐队音乐会”，并在随后担任了一场电子管风琴音乐会的嘉宾，让二胡与电子管风琴又来了一场混搭式对话，民乐音乐会相对密集的出现“混搭”潮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让讨论的焦点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上：民乐改革，意义何在，路在何方？
混搭解决民乐低音缺陷 虽然“混搭”成为流行词的年头不长，但民乐混搭的历史却不短，民乐界最著名的混搭创新产物无疑是在2003年前后走红的“女子十二乐坊”， 她们的出现使得琵琶、二胡音乐一度风靡，外界将她们的风格定义为“新民乐”或其他名称，有观点想到了“民乐器是否需要革新以适应时代需要”这个问题。事实上，各种创新形式的民乐风格与民乐器的改革密不可分，许多人认为，“触电”的民乐、与西方乐器同台的民乐或者改编成民乐演奏的西方音乐之所以能受到大众的欢迎，是因为这样的演奏在一定程度上恰好贴合了时代的特性，更重要的是符合民乐器本身的需求。在民乐乐团中，用贝斯、大提琴作为低音乐器已存在多年，以至于一些国外观众发出疑惑：民乐器演奏中国的音乐，乐团中为何一定要有西洋乐器才行？
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曾谈到过，民乐器组成管弦乐队进行演奏的历史并不长，当前民乐正处于一个转型期，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超过百人的民乐管弦乐团，但还是有许多工作需要包括乐器改良者在内的各方共同努力。自近代以来，民乐的发展也吸取了一些西方音乐的理论，类似西方交响乐团形式的民族管弦乐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入主流视野，但缺乏低音乐器却是先天不足，数十年来大多只能使用贝斯作为补充。近年来，作为最成功的民乐团之一，香港中乐团大力推动上海音乐学院杨雨森在上世纪50年代发明的革胡来取代贝斯，在杨雨森的同时代还产生过“大四筒琴”和“四弦大胡”等根据传统民乐器加以改革而生的低音乐器，近年来还有如“文琴”等低音弦乐器的诞生，都是民乐界为了适应演奏需要做出的尝试。
改革“自救”弥补先天不足 在时常与西方音乐“混搭”的二胡演奏家张磊看来，东西方乐器其实具有“音乐共性”，这也正是其他许多民乐演奏家的观点，有专家曾说过，当我国的民乐器在发明之初时演奏场地多为厅堂之内，现下的演出多是在西方传统的音乐厅中或者大型场馆的舞台上，环境变了，如果乐器不变音乐定然会大打折扣。
在2011年11月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期间，二胡演奏家许可与柏林爱乐音乐家组成的四重奏一道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一场五重奏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二胡在与四件西方乐器的对话中毫不逊色，现场音效也恰到好处，这完全得益于许可对手中二胡的改良。与一般二胡所不同的是，许可将二胡进行了改进，乐器比平常二胡稍大一些，比例也做了相应调整，使得乐器在音量上能适应音乐厅中的演奏，并且可以像小提琴、大提琴一样与交响乐团直接“对话”而无需借助任何扩音设备。正是这样从自身需求出发，通过对民乐器做革新尝试，才能完成与西洋乐器的多次完美混搭。
无论是混搭还是创新，民乐器的改革并非单纯的技术革新，而是根据新时代下的音乐理论、演出市场和演奏特点做出的适应自身与社会发展的调整，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民乐器改革的意义何在，恐怕就是让人们能在21世纪的环境中“穿越”回数百年前，更好地欣赏民乐器的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