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受过东、西方两种教育，对我产生过影响的音乐应分为两种。孩童时代的是东方音乐：佛教的吟咏音乐、京剧以及我长大的地方湖南的地方萨满教楚文化，在这段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口头传述的萨满教文化：庆典形式的声乐，这是一种道家的篝火舞，人们在火中跳舞、不时还吃火，而且一直在进行充满力量的无词的吟唱。这是无调性的吟唱，但不是勋伯格式的无调性，而是语言形式的无调性，这门语言很重要的一个特性是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的“空音节”，但这些“空音节”能通过其音色或生动的表达方式来改变紧随其后的字词的意思。
萨满教文化在我开始从事作曲这个行业后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将要在巴比坎音乐厅上演的“门”中，我采纳了京剧、西洋歌剧以及日本木偶剧的传统来促销一个关于三个女孩为爱而死的故事。我也受过西方古典音乐的训练，但我所拥有的东方文化和经历不但从未与西方音乐经历产生过冲突，反而有助于其丰富。我已经邀请了湖南一个传统钗钹合奏团在上演“门”之前演奏模拟丝绸、竹子和风声的宗教金属音乐。
直到19岁我才第一次听到西方音乐，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方音乐是被禁止的，大家只能讲中文、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受过西方教育的人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教或学西方音乐有丧命的危险。19岁前，我在湖南是个小有名气的小提琴手，并且改编京剧。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又开始接触西方音乐，所有音乐教授、作曲家以及指挥都结束了喂猪、扫牛棚的生活，返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在那会儿有两个作曲家对我尤其重要，一个是贝多芬。费城交响乐团1977年访问北京时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乐曲中表现出的力量和信心一时间使中国人民站立得牢固了，人们开始有信心战胜10年来所遇到的灾难。
另一个作曲家是巴哈。“文化大革命”注定要铲除一切宗教，中国传统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1977年到北京后，有一天我去了离天安门广场仅几百米远的一个教堂，在那儿听到了巴哈“马太受难曲”片段音乐会，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圣经和耶稣基督，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人敢谈论这些事，你如果提到这些事，就可能有人问你从哪听到的，告诉你这些事的人可能会因此丧生。在知道了“马太受难曲”后，我意识到音乐不仅仅是篝火舞或古老的传统歌唱，她还能讲给人们关于虔诚的信仰、充满激情的更新、再创造以及复活的故事。那时，“马太受难曲”对我而言成为医治中国大地上一片废墟的良药，她给了我希望。
1986年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作曲博士期间，我又受到新的影响。白天严格地分析勋伯格、贝尔格和韦玻恩的作品，晚上去听爵士乐以及约翰.凯奇和麦罗戴斯.芒克的试验性音乐。我那时住在闹市区，时常在大街上拉小提琴赚钱。约翰.凯奇在“IChing”中的试验性想法是开动我想象力的第二部发动机，我自己的“马太受难曲”就受到我当时所写的试验性作品的影响，例如20个人打击水。我曾写过“纸音乐”、“水音乐”以及给陶瓷乐器演奏的音乐。水可以是对洗净和更新很强烈的隐喻，人们每天都会听到它的声音，但我会让你感到你从未听过它的声音。听到生活中环绕你的音乐，这也是我从约翰.凯奇那里学来的。
音乐是非常有力量的宗教。在受到两种文化影响后，音乐对我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她让人打开自己的心扉接受整个世界和所有的人。
谭盾的音乐选择：
白蛇传/四川川剧院/陈立声
贝多芬第五、第八交响曲/维也纳爱乐/赫伯特.冯.卡拉扬
巴哈“马太受难曲”/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约翰.爱略特.加德纳
约翰.凯奇和麦罗戴斯.芒克“钢琴和声乐”/安东尼.德.玛瑞
（注：本文原载BBCMUSICMAGAZINE2000年9月号。谭盾1957年生于中国，早年沉浸于中国农村文化，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西方音乐教育。近期违约作品有一部写给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今年9月份他将指导巴比坎音乐厅的“水上之火”音乐节。其近期作品：“畏缩的老虎”、仿效“马太受难曲”的“水的受难曲”以及“门”将在9月29日至10月1日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