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德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这个我觉得背后隐含的是你本身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它能不能随着你这个市场的需求能够提升你自己的价值链。
解说：耿国生在生活的艰辛中前行。面对国际市场的冲击，耿国生学会了逆来顺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家生产出的提琴不太明显的位置，留下一点耿家的印记。
老杨：你的商标在哪里？
耿国生：我们这个，这是我自己的。我把它剪下来，然后琴啥时候制作了，签上名字。
老杨：这就是耿国生的品牌，但是我嫌它太粗糙，太原始，他做了一把琴，可以卖几个万，但是他就用这张纸来对付过去，说这是我生产的。我觉得他这方面的品牌意识实在是太薄弱了，这也是我们的行走大中华发现，其实像耿国生这样的小型的手工作坊也好，或者是手工代工企业也好，他们这方面都是有明显的缺陷，而这个缺陷如果不弥补，不利用这一次的盘整期做一些新的改变的话，下一次的经济复苏，他们依然是在最低端，依然是被剥削者，依然利润是非常地少，而这一点，我认为跟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劳动，显然是不一样的。
解说：虽然琴艺尚欠火候，耿佳还是掌握了些调琴的技术。年纪轻轻的他能够和父亲一起面对金融危机的考验吗？其实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耿国生已经意识到自己这种小农作坊式生产的弊病，他开始在家鼓捣起机械化生产，这些复杂的机器，全都是老耿亲手制造的。
老杨：这个就是你刚才告诉我你自己发明的机器？我看好多机器你自己发明的。你很能干哪！
耿国生：干活行，就没别的，干活还行。
老杨：我就干活不行，吹牛皮行。好，你干干我看看。
耿国生：这个机器我们可能弄了有一年多呢，一开始手动，末了现在开始完全自动了，电器化控制。
老杨：可以呀。
耿国生：我挺有天分的干这个。
老杨：我行走江湖几十年，很少有听人自己吹自己说我很有天分。
耿国生：真的，一般人他做不到。就这个国外的设备，可能要几十万，我们这个，不是很复杂，可是做得会很好。
老杨：国外同样的要几十万，你花多少？
耿国生：这个国内也没得卖的，我这可能就不到一万块钱吧
解说：老耿的机械化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是他却并不敢叫出高价，原因很简单，外国厂家不买账。曾几何时，建立在美国市场持续大量需求基础上的小镇提琴经济，以低工资外加人海战术获得过成功。而如今这一模式却更像是自己挖下的坑。
老杨：我们这个村镇，小提琴镇，有一个往前走的一些曙光，也就是说你其实是已经有意识要改变目前这种被动的局面。
耿国生：这样肯定很被动。
老杨：可能要提高自己工艺水平以后，以后要改变，在提高工艺水平同时，可能还要更多地注重在提高自己的能见度和知名度，然后还要在市场上有自己的一个，去开拓，否则的话，你尽管会做得很开心，但是挣的钱还不多。
耿国生：经营能力没有，差。
老杨：为什么？
耿国生：我们也不懂外语，我们那阵，都是农民，我们也没，我们上学上得少。
老杨：你的儿子呢，在这方面能不能弥补一些这样的你的不足？
解说：经营能力差，不懂外语，这似乎是大部分东高村镇的提琴制造商们共同的一块心病。
老杨：耿国生不懂外文，刚开始也不懂得上网，他是怎么样搞行销的呢？看他告诉我们，给我介绍一下。你那《新华字典》是干吗用的？
耿国生：我啊，我没学过这个，弄不好这个，跟这拼音对不上，我得瞅，不瞅，找不着。
老杨：老花眼了吧？
耿国生：有点儿花。
老杨：有点儿花。那就拿着字典对着键盘。
耿国生：对。
老杨：搜索，来上网，打电话。
耿国生：对。
老杨：你是这样搞行销的。
解说：自身条件的制约让胸怀大志的耿国生有点儿英雄气短，他将希望放在了儿子耿佳的身上。但是这个瘦削而又有些文静的年轻人是否能够理解父亲的期许呢？干了一半儿的活，耿佳忍不住又坐在了电脑前。如今打网络游戏是他最大的爱好，有时甚至有点废寝忘食。
耿佳：可以聊天啊，主要就是聊天，我一般地不干别的，就在这儿聊天，东南西北，哪儿的朋友都有。
耿国生：有的时候把闸给他拉了，给他停电，气得我，闸我都给拉过。
记者：闸都拉过？
耿国生：嗯，就是停电呗，没法弄，特别晚上，好家伙，他能玩到多半宿，一宿，礼拜日了，过年了，成宿玩了，我说你有啥游戏，整天玩那游戏，我说就那小画面，那有啥意思，我瞅不出来。
解说：一看到儿子在电脑前，耿国生总是满腹牢骚，长时间以来，这是父子间最大的分歧。
耿国生：当然有意见，我说你学习点儿，正是好岁数，学点儿英语最好了，对我们最有用了。
耿佳：学英语没有兴趣现在，学这个，都自己学了，还是省省吧。
解说：忌惮着父亲的怒气，耿佳又操起了小提琴。在耿家，关于是否玩游戏，学不学英语的争论从未休止过，伴随着儿子不成调的弹奏，形成了一首奇妙的乐章。
耿国生：那是肯定得让他做，最好是让他做，干这个，做琴，做还是没有太大问题，主要是现在他性气还是小点儿呢，他不稳定，你要像玩游戏那么投入，那啥事干不好啊，好家伙。
解说：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而面对更多诱惑的下一代，他们又将给深陷金融危机漩涡中的小提琴镇，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