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原因

　　单一社会结构的文化属性反映在音乐上，那就是音乐织体结构的单声性。即便是多声性音乐，也只能有一个主旋律声部，其它声部只能是主旋律声部的变化、模仿或陪衬，不能与主旋律声部形成“对抗性”或鲜明对比的态势。中国自秦朝开端的单一社会结构延续了两千余年，而中国音乐的单声结构也延续了两千余年。前面提到的中国所谓的多声部音乐也大多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是受皇权影响很小的地区，他们时常游离于皇权之外自成王国，大多是民族交融与冲突后迁徙的结果。他们的文化具有二元性的特点，即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交融的特点。他们的音乐中既有本土音乐，又有中原音乐，甚至受到更远民族或外国音乐的影响，因而，他们的音乐中出现了简单的多声部音乐。这一点与西欧复调的产生具有类似性，中央学院姚亚平教授认为，欧洲复调的产生正是二元权力冲突、二元对立及其调和的结果。[16]美国现代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也认为，复调音乐之所以在欧洲西北方最先发展流行，是因为那里基督教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容易产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对抗，他说“复调的出现是格里高利艺术与本土音乐之间对抗冲突的结果，因为不列颠诸岛比起大陆上相互毗连的国度较少受制于格里高利的影响。”[17]
　　综上所述，中西方音乐织体结构的差异在于，中国音乐体系的织体结构是单声性的，而西方音乐体系的织体结构是多声性的。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中西方的社会结构不一样，西方是多元的社会结构，而中国是单一的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张巨斌(1965-)，男，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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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声、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7页。
　　[②] 详见张巨斌：《结构主义与音乐》，《黄钟》2011(2)。
　　[③] 王次炤：《音乐的结构和功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2)。
　　[④] [英]杰西·洛佩兹、约翰·斯科特：《社会结构》，允春喜译，2007年，第15页。
　　[⑤] 详见[法]布鲁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57页。
　　[⑥] “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概念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前200年这段多文明(古希腊、印度、中国等文明)兴盛的平行现象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⑦] 管建华：《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7-118页。
　　[⑧] 管建华：《中西音乐及其文化背景之比较》，《音乐探索》1985(4)。
　　[⑨] 刘承华：《中西音乐美感特征的比较》，《中国音乐》1994(2)。
　　[⑩] 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二章。
　　[11] 钱茸：《中国音乐的艺术特征》，载蒋菁、管建华、钱茸主编：《中国音乐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12] 详见[法]布鲁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
　　[13] [英]杰西·洛佩兹、约翰·斯科特：《社会结构》，允春喜译，2007年，第36页。
　　[14]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2版)，2005年，第130页。
　　[15]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2版)，2005年，第141页。
　　[16] 姚亚平：《欧洲文化精神的兴起及其对音乐的影响—论欧洲复调产生的文化土壤》(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 (4)。
　　[17] [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杨燕迪等译，2009年，第118-119页。